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

另一位学者，大英博物馆的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 1869—1943），于1936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Man in Asian Art），专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艺术的特质。认为日本艺术从中国取得了最初的灵感，但不断地加以吸收和更新。他举例道，日本在奈良时期吸收了中国、印度乃至伊朗的艺术，但并没有被这些财富所吞没，而是能够加以改造、吸收，然后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风格，这表现出日本人的柔韧性、彻底性及其同化的才能。他赞赏镰仓时期的绘卷，认为表现出一种崭新又雄健的形态。认为足利时代的艺术虽然吸收了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但仍在16世纪的狩野派屏风画中出现了新的东西，而日本的浮世绘和欧洲一样描绘现世场景。很明显，比尼恩对日本艺术中的文化和精神是颇为赞赏的，但他仍然以理性的态度，将其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与更早期的西方探险家，如喜爱日本，轻蔑中国的兰登·沃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相比，他的态度和观点更为学术化。

最后，如同20世纪初一样，日本仍然是获取中国艺术品的渠道之一，但西方收藏者也逐渐更新对中国艺术的认识，或开辟新的渠道。如柏林普鲁士国家博物馆的第一届东方部主任鄂图科摩（Otto Kummel, 1874—1952），在一战前主要通过日本收藏，透过日本人的眼光看中国画，并形成品质标准；一战后却只在中国买画，并且收藏了一批明清绘画。这些都表明西方对东亚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二战后西方的中日艺术

1941年，日本突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期间日本与美国的敌对，尤其是在亚洲的侵略行径，使日式艺术的精美逐渐失去了典范地位。当时的美国博物馆不得不撤下日本艺术品，以防止公众的怒火。二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的兴趣转向了中国。1943年，波士顿美术馆举办了“我们盟友的艺术”展览，其中包括“中国的艺术”，这一展览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显示出战争局势对博物馆的影响。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因战争导致的贫穷，以及战后重新建立国家形象的需要，都使日本艺术品又开始流入美国，再加上美国对日本的关注，以至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东亚艺术的兴趣得以大的爆发。这个时候走上东亚艺术收藏和研究舞台的，是后来担任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的李雪曼。他1946年从海军退役后，又获美国政府任命，前往东京协助保护日本遗产，这便于他搜寻有关日本艺术品的购藏和出口的资讯。战争贫穷的出现，又使得大量过去难以奢望的珍品都出现在市场上。李雪曼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应在大批日本艺术品被登记为文化财产或禁止出口前进行搜罗。他在1948年至1952年间为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拓展了大量的亚洲藏品，可见其先见之明。在他的努力下，西雅图博物馆拥有了相当不错的日本艺术收藏。1949年11月，李雪曼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成功地举办了日本艺术展览，重新把日本文化包装后推向美国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