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忻然,1939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又名段新年,堂号“异天阁”,著名书画家。1989年1月协助保定市文化局创建保定画院,任专业画家,退休后任保定画院名誉院长;2004年创建燕赵画院并任院长;2006年任中国书画专刊艺术顾问;2017年2月创建刘奎龄绘画艺术研究院并任院长。

1956年师从保定名画家王逸民学习西画。1958年在天津师从摹古派画家黄松延学习传统绘画技法,1959年师从一代宗师刘奎龄学习动物画、花鸟画和人物画,同年师从湖社画会苑植林学习山水画、书法和艺术理论。跟随三位老师学习一直到1966年离开天津回到保定。

段忻然通过60余年的艺术创作实践,将20世纪初以来京津前辈画家所倡扬的“西为中用”创新思想发扬光大。他画路宽阔,学养深厚,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间寻找艺术共鸣,在冲突与关联中创造自己的艺术家园,恰到好处地把握着艺术“真实”与“虚拟”的辩证关系,形成了隽永不失洒脱,璀璨不失质朴,灵动不失儒雅的艺术风貌。段忻然提出的动物之美在“飘逸灵动”及动物画要“关照自然”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艺术思想,丰富了中国画绘画理论,其中国画艺术所彰显的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的笔墨功力,在当代花鸟画画坛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地位。其高超的造型能力,开创了动物画的新风格,被称为“承先启后的动物画大家”,“动物画的又一座高峰”(见《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段忻然》序),“是对朗世宁以来的动物画画家技法语言的超越”,“极为鲜明地具有了可以载入现代艺术史的现代价值与现代意义”(傅京生,见《国画家》2010年4期)。

段忻然的书法取自魏碑和米芾、徐渭、傅山等诸家,结字自由放达,以欹为正,笔势外放,笔法多变,形成了潇洒淋漓、欹纵跌宕、雄健清新的书法艺术风格。

段忻然在书画创作之余笔耕不辍,著述众多,(应各正规出版社特邀)撰写出版20余种绘画技法专著在海内外公开出版发行,影响了众多动物画画家。个人作品集包括:《中国当代美术家精品集:段忻然》1996年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红袍”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段忻然》2008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作品192幅),对其逾半个世纪的艺术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在画坛形成广泛影响;《中国名画家全集:段忻然》201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其艺术历程、艺术成就及绘画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介绍,收录绘画作品150余幅(包含四张丈二宣纸连接的《三羊开泰》、丈二宣纸《小猫熊》《狼狗》、丈八宣纸《永衡》等大幅巨作);《段忻然书法作品集》2014年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180cm*98cm和150cm*76cm大字榜书作品30余幅,充分体现了其笔无定迹、笔法自然奔放、寓变化于简淡之中的书法艺术风格。省市电视台拍摄了多部电视专题片对其宣传。曾在保定、石家庄、北京、天津、大连、银川、天水、拉萨、成都、香港、深圳、苏州等地多次举办书画展。自20世纪80年代初,其作品在荣宝斋等画廊展销以来,远销世界各地,形成广泛影响。

以借物喻他方式表达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世界

——段忻然先生绘画作品述评

傅京生

一

看忻然先生的画,无不是能融“诗意”入画,能与欣赏者进行美好情感交流的好作品。他的画,充满祥瑞、喜气的气象,总是能以清新、健康的格调示人。并且生动传神、情趣盎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更为可贵的是,忻然先生的绘画,传神、立意、抒情、写境,绝不落入俗套,且能将作品的情感内涵,与当代人的人格精神建构相联系。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遵循着“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的原则,来进行他的创作的。1986 年画的《沉声》(134c m×70c m)、同年画的《声威震八荒》(133cm×69cm)等作品,展卷即有爽利、威猛的气息迎面扑来,令人观之精神霎觉抖擞。1977 年画的《懒猴》(137cm×70cm)、 1987 年画的《拂风》(70cm×45cm)、2001 年画的《静谷幽香》(70cm×45cm)等作品,展卷即令人心情欢愉,有一种洒脱自然的气息迎面扑来,给人沁人心脾的美感。而 1984 年画的《鹿遍中华》(136cm×68cm)、1990 年画的《猫》(152cm×83cm)等作品,则能给人以宁静、舒美、愉悦的美感。令人观之,顿时能陶醉在祥和、舒美、愉悦的审美享受之中。由此可见,忻然先生在绘画艺术上,是因情造境、立象彰德的高手。

段忻然先生,早年以擅画工笔动物,先闻名燕赵大地,而后其名声彰显海内外。许多画坛学人,都是受益于他的艺术创造,而蜚声画坛的。但他从不事浮夸,以“生也有涯,无涯唯智” 的态度,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画了将近七十年的画。几十年以来,他一直勤奋耕耘,创作出的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画面一丝不苟、精微细致。从效果上看,水平极高,不仅幅幅犹如密针细线的宫廷刺绣,而且,视觉上璀璨夺目、富丽堂皇,有一派多彩宝石般的华美梦幻的效果。于是,从段忻然先生如是作品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有画画的瘾的,他无疑是以全部的心血和生命,执著而热情地投入到了他的绘画事业,不画画他就会难受,所以,他的画虽然繁灿细腻,却并不臃沉累赘,虽然华美,却绝不艳俗。我们深信,随着时光流逝,他的画必将依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大传于世。

画工笔之外,忻然先生还是画写意的高手。他的写意花卉、草虫(包括他的写意动物),气息高洁,笔墨纯正,且有洒脱自由之气,但绝无纵横驰骛之态。其写意的着意处,在点、线、面、墨、色的捭阖有序和传神造境。他的画,不是那种无缰的野马。重要的是,他能将西方艺术的空间透视法则、结构造型理念,与中国传统文人写意的“意象造型”与“托物言志”的审美思想有机沟通,能把再现与表现,即笔墨情趣与造境传神、动态描写与精神表达等等内外相应的审美意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写意作品,表现出了形神兼备、神超理得的总体特点。所以,可以说忻然先生在写意方面的成就,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概而言之,忻然先生是在新的时代,把 20 世纪初以来京、津前辈画家倡扬的“中体西用”的创新理想,做了与不断变化的社会审美风尚相联系的崭新发展,并最终形成了隽永不失洒脱、璀璨不失质朴、活脱不失儒雅的绘画风貌。一言以蔽之,忻然先生的画,是工、写互补的,在他的工笔中,有写意自由舒放的风采,而在他的写意中,同样有着工笔扎实的写实精神的内在支撑。所以,无论是工、是写,他的画,都能让我们的心灵和情感,随着作品的图像意趣,持久跃动——这就多少表明,忻然先生的画,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动物画法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

忻然先生的绘画艺术,极为重视写生,其作品,无不是对现实生活中有趣事件的细致观察得来。并且,他的画,在题材上扩大了中国动物画的描写范围,其技法,是在两宋院体工笔基础上,一方面,融合了现代写生色彩学的光色效果,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化转了我国 20 世纪以来借助学院教育传播开来的明暗、透视、结构等科学造型法则,且重要的是,他能在立足于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造型手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近代前辈画家常用的那种勾勒、渲染、烘托以及没骨的技法(这种没骨法体现在忻然先生作品中,主要是以“丝毛法”显现的),从而使传统的动物画技法,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如上意义上,忻然先生或转换古典语素 ,或用前辈语素,或兼容古今、中西、南北于一炉的画法,以及他的精益求精的探索方式,为 20 世纪以来的京津画派的现代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看忻然先生的画,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那是带着中国文化中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带着中国文化特有的善意微笑而对我们的亲切的可视语言述说。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有诗人的敏感和气质,并能以此在作品中去追求中国人的人文文化的大美精神。所以,他的作品能够让我们知道牵连着我们的文化精神,有多么不同寻常——而所有这一切,在忻然先生的作品中,都是以生活化的题材与个性化的技法语言显现的。

毫无疑问,忻然先生的作品是具有诗意色彩,且是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但是重要的是,这样的审美内蕴和气息,都被他糅融到他的高超的技法语言表现之中了。他的《懒猴》无疑是一幅具有诗意色彩且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代表作。这幅作品,立意不俗,且技法极为高妙。譬如,它有传统,但绝不古旧。这主要是因为他私淑的学院新写实造型基础极为牢固使然。这就使得段忻然先生的造型形态,不仅更为洒脱、更为自由, 而且也使他的作品形象的结构的转折、穿插的衔接,在有了对牢固的学院新写实造型基础的自觉把握的前提下,能够再度深入将这种造型意识导引到传统的诗意化的书写性的意象造型领域,从而,使他的“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造型法”,不仅有了细腻、结实,耐看、经得起推敲的特征,而且,西方的科学造型意识与中国传统笔墨精神的水乳交融的结合,也使得段忻然先生的作品,在灿烂、瑰奇之中,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高度。

忻然先生创作于 1990 年的《鹿》(137cm×69cm),则完全是意象性的,但这是高度尊重物理之真基础之上的“以神写形” 的产物。这是他灿烂、瑰奇之外的另一种全然“写意”类型的作品,他的如是“以神写形” 的作品,是在对所画物象的“物理之真”极为稔熟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由想象,并且是在这个“自由想象”中,经过他的“人化”与“仁化”的作用,而“捕捉住”所画物象的“神采”的产物。同年,忻然先生所画的《涛声》(96c m×179c m),也是这一类形神兼备而具有“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造型法”属性的力作。所以,当我们惊叹忻然先生的作品用力之深、可以随手变化的时候,其实,他已是恰如千锤百炼的武林高手的从容出击,是在并不感觉作画过程沉重的游刃有余之中,完成其创作的。段忻然先生的作品,就是因此,而让绝大多数的欣赏者眼前一亮的。

在如上意义上,还应该着重提出的是,像《涛声》这样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雪豹形象,实际上,已经是对郎世宁以来的动物画家的技法语言的超越了。因为忻然先生的作品中的技法,既是对自己而言的个性化的(即此指绝不与他的同类作品在造型手法和风格类型上雷同),而又具有综合特征(这是指对具有“类特征”的雪豹这一动物共同具有的生理特征和神气特点的准确理解与把握),这就使得他在造型传神上所达到的高度,在当代动物画家中,还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再譬如,《涛声》中的背景山水,同样既是个性化的,但又不是某一时、某一地、某一景的客观再现,而是他心中的自然山水的综合显现。于是,这也就充分体现出忻然先生已经能极为令人振奋地将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意识与天地气象尽情地显现在自己的画面中了。所以,倘若我们说段忻然先生的画作,是对郎世宁以来的动物画家的技法语言的超越,那主要还是因为他已经能够准确地将中国传统的文人画的理论和技术手法化转到了他的画面意象表达,并从而使之体现在其作品内蕴的人文精神表达与显现之中,且从而使他的艺术创作,能够以其精神自画像的方式,使之确实有如自己的“可贵高尚之人格之表白”(陈师曾语)。

所以,当我们从容、愉悦而饶有兴味地品味忻然先生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体验到他那充满魅力的作品,能使我们的生命感受中多了些具有崭新发现意义上的似曾相识的感喟。心中由此而会有未曾有过的似曾相识般的独特的审美体验。所以,欣赏忻然先生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天衣无缝式地合而为一的作品,不仅总是能令我们惊喜不已,而且,在愉快的审美欣赏中,我们还能因此而洗心练意,自我升华——在我们看来,正是因此,忻然先生的作品,不仅赢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而且,也因此赢得了行内精英人士的最饱含敬意的喝彩。

三

在绘画上,忻然先生能活用一切视觉文化资源。譬如近人常用的撞水法、撞粉法等等特殊技法,在他多年以来的对艺术苦心孤诣的追求下,也已然恰到好处地融进了他自己的技法语言系统之中了。这就不仅能使他从当代画家群体中一跃而出,而且,也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感与时代气息。因此,虽然他并不张扬,一直保持低调,但仍能够在当代画坛备受推崇与关注,人们在欣赏他那璀璨、瑰丽的画面时,许多人都感到,那仿佛是在接受一场盛大的诗化美学洗礼。

忻然先生是在民国期间风行海内外的京津画派进入沉潜期,固守了京津画派的家园而具有美术史的特殊价值与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忻然先生所固守的这一文化精神,主要是以金城为代表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张的“精研古法,博取新知” 的文化精神文脉的近、现代延续。1918 年,北京的著名画家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领衔,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成员主要是京、津的画家,他们并不反对绘画改革,但却是主张立足民族本位的一群传统型画家。就是在这样的文脉上,忻然先生的画作中虽借鉴了郎世宁后学的画风,但绝无郎世宁画派后学的模仿风。并且,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中,还加入了陈师曾等人的文人画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忻然先生的作品,乍看似岭南画派的风格, 但实质上却是以金城为代表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精神主张开放出来的隔代奇葩。

此外,从技法上讲,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忻然先生作品中的“丝毛法”,则主要来源于刘奎龄先生的师门传承,以及刘继卣和张其翼等的或多或少影响,但他有自己的独特把握和创造。这主要体现在 :(1)光影造型法、透视结构法与“丝毛法”的 有机结合,故其作品中的形象虽有蓬松的质感,但绝不散乱;(2)文人画的韵味和境界与科学造型的结合,使画面具有了雅俗共赏的特征 ;(3)人文精神的高扬与吉祥喜气的气氛的结合,使 画面成为大心胸(儒学的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等精神)与愉悦的日常生活感受合一的美学精神的显现。所以,忻然先生画的 虽是动物,但扑面而来的却是生活的可亲、可爱和人生的有情、有趣。事实上,这正是他借助自己的创作而对明清时期的文人画中蕴含的性灵学说进行的现代彰显。于是,这当然也是借助自己的创作对被忽略的中国艺术精神精髓进行的现代显现。而在如是的艺术实践之中,特别值得我们借鉴、推崇的是,段忻然先生是把顽强存活在民间的蓬勃而健康的审美意识学院化、学术化了。

于是,也就是在如上意义上,可以说段忻然先生的作品的主题,无不是以拟人的手法显现出来的。譬如,他的《临刘继卣·狗》、《临刘继卣·猫》等作品,虽为临摹,但却有他自己的创造,因为,他所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的借物言志——在这两件作品中,他虽十分注重下笔的轻重、疾徐、疏密,但变相表达的则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人的豁爽、峻拔等等气息。所以,看忻然先生的画,总会有一种情感旋律渐渐弥漫在我们的心间, 这是天人一体观念下的合乎自然的表达导致的画面的美感所使然。于是,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忻然先生的艺术生命, 可谓如越冬春树,能气节自励,直面现实,而终笔底大成,在学术上出类拔萃,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言以蔽之,段忻然先生的画,表达的主题,是中华大地日常生活中弥漫着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长期熏陶而形成的那种情感世界。梁漱溟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具体说,就是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交流,人与人都应该在深厚的感情世界中交往与生活。这是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 的最大区别。对忻然先生的画,我们应该立足于这个高度来欣赏、来品评,而也恰恰是在这个高度,他的作品,才极为鲜明地具有了可以载入现代艺术史的现代价值与现代意义。

四

忻然先生的艺术实践表明,近现代学院教育,实质上乃是天下公器,人人可以取之以服务社会。而重要的是,对此“公器”的理解与把握,只有像忻然先生这样能以生命的代价热爱艺术,且具有特殊恒心和特殊仁心的人,才反而能够把握得更为准确和到位。

这是因为,在忻然先生的创作中,不仅有机地吸取了西画的明暗、解剖、透视、空间及肌理表现,而且,在他的画面中,我们还能够看到他因此而对“全因素素描”的理解与把握中,内蕴了注重内在的精神支撑的内涵 (这是对传统的“骨法用笔”的活用)。所以,他的作品,也就不仅与岭南画派拉开了距离,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有着京派对“文化中国”的执著追求,以及,有着来自刘奎龄的津派对生活的由衷热爱和认真观察,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欣赏忻然先生画作的最大快感,主要还是来自他的画作对自然之真的如实表现之中所洋溢的人文气息——借助高超的写实功底,忻然先生的画,不仅直接地折射了具有时代属性的充满欢快的生活意趣的审美风尚,而且,还曲折地折射了那些活跃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的那具有超越时空属性的充满诗意的中国人的仁学面容。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画的诗意显现,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诗与画的表面结合,用画来表现诗意,或把诗题在画中,互相衬托,以表达作者的属性与感情。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融“诗意”入画,画本身成了诗的化身,画不必依诗而存在,成为“无声诗”。这就要求画的意境、笔墨、布局甚至色彩都完全诗化。忻然先生于 2001 年画的《静谷幽香》(70cm×45cm)和同年画的《情侣》(70cm×70cm)等等作品,就是这样的融“诗意”入画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无论是忻然先生的工笔还是他的写意,明清绘画美学思想中强调的审美创造之前的“兴”的酝酿和养成(这就是清人王昱所说的“养兴”),促成了他对所画对象,有了真正的人文意义上的诗化感兴,所以,他才能在其审美创造中,一直保持一种蓬勃、向上的心态,从而创造出充满生命感觉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其次,在他的具有燕赵人的大气通透的风格中,人性的完美已然化成了一种特定的审美自觉,所以,他的作品,华灿瑰伟,但绝不媚俗,不势利、不张狂、不萎靡、不虚伪、不贪婪、不猥琐,而总是能通过画面,表现出对崇高人格的一种执著追求——对段忻然先生六十余年的艺术追求,我们应该作如是观。

总之,段忻然先生的画,技法上丝丝入扣,绝不苟且,即便是他所喜欢的造型上的高难度,也不首先取决于对造型、透视法的解决,而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他对意象精神和人文境界的合理把握。此外,他的《盛夏》,可见书法精神的有机运用, 他的《情侣》,工笔手法而有鲜活的写意精神支撑,表明他确实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自由化境了。这是功力的深厚和文化修养的高深,使得他的画作具有了千锤百炼而化为绕指柔的特征所使然。在他的画作中,在其风格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前提下,造型多变,色彩多变,题材也多变,但都有诗的跌宕的节奏, 也都有音乐的优美的旋律,当然,更多的还是绘画的入眼的明媚。这是忻然先生绘画的成功之处。他的画,无疑因此弥足珍贵,且因此会在当代花鸟画绘画史之中,占有一席重要的、他人不可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