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时胜勋: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文艺美学。

时胜勋（以下简称“时”）：王老师您好，您是当代美学界卓有建树的学者，在国学、中国美学、文艺美学、书法美学、西方美学等领域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著作达50余部，总字数近千万言。《中国镜像》《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大学〉〈中庸〉讲演录》《王岳川品大学中庸》《君子之道》《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中国文艺美学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译著）《文艺现象学》（译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当代西方美学主潮》《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主编）《中国书法文化精神》《美丽书法》《中国书法美学史》等，在国学界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次受《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执行主编刘剑教授的委托，特邀您做一期专访，就您的学术研究和当前美学问题向您请教。

一、美学研究的历史使命与生命体验

时：您作为美学家，可谓毕生在研究美，体验美，传播美，坚守美。您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时代就参与编写《美学辞典》，从事美学研究40多年，曾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您是如何走上国学和美学研究的道路的？是什么激发您投身学术和美学研究？您有哪些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您对自己是如何定位的？

王岳川（以下简称王）：一生与国学和美学结缘是幸福的。这使我明白了：最明亮之处，眼睛难以直视，最幽暗之处，眼睛难以洞悉。前者是太阳，后者或许是人心。我们只能引来金色的阳光，点亮幽暗的人心，承诺人心由幽暗走向明亮的可能性。

1977年冬，我参加了十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当时重点大学的录取率不到万分之一，中文系国学最热门，而国际关系、财经、法律等，都不如“文史哲”热。大学四年心定神闲地念书，长期三点成一线地生活：图书馆—教室—寝室。在大学图书馆，我潜心阅读4年的馆藏善本书，抄录的国学学术卡片有几万张。每日十几个小时昏天黑地狂读国学经史子集，其后写成一篇长达9万字的学位论文《杜甫诗歌意境美》，同时参加了王世德教授主编的《美学辞典》的撰写出版工作，承担其中“书法美学”全部词条大约2万字的严谨的辞书撰写工作，夯实了大学期间国学美学的学术根基。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1984年我到北大哲学系进修学习一年。1985年考进了北大中文系文艺美学方向。凡事有道，读书亦有道。于是慢慢摸索读书门径：泛读，精读，读经典，读对经典的阐释和论战，读善本，读善本提要，补“小学”（文字训诂），补史（史识、史料、正史）；从疑处疑，也从不疑处疑。

1988年留校执教于中文系，我认为学者应会通中西，知古鉴今，花了一年时间翻译英文版《文艺现象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万字书稿之后，还出版了一部30万字的《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其后，翻译出版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撰写出版《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学术上我坚持“学无古今，学无中西”的理念，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是指哲学入思方面，“辞章”大抵指语言修辞运用方面，“考据”则侧重对考古学最新材料的运用和文献学修养的根基。不论国学或者西学，阅读原典时最重要的是不能停滞在语言表面。道家讲“得意忘言”“君之所得者，糟粕而已”——将语言当作思想留下的糟粕，就是要人善于发现文字背后的东西。文字一旦写出来就成了凝滞的，但写作者的思想却像水一样流动，文字只是他思想所及之处掀起的一道波纹。解读者的心思也应当是灵动的，需要追寻的是那道倏忽划过的思想的亮光，从文字止步之处开始。

在北大治学40年，我写作出版了50多部国学和中西方文论、美学研究的学术著作，总字数近1000万言。在经年累月的苦读和写作中，我深切体认到，应从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形象和人类文化走向。我在2003年出版的《发现东方》一书中申说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在其后出版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大国文化复兴》等著作中，重申在全球性的学术平台上“东方声音”不应被淹没，而应发出中国的声音。我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重铸身份”；在艺术美学上提倡“文化书法”，强调“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

在我看来，做学问没有古尊今卑之分，也没有先人圣贤后人平庸之说，而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学问途中无先后”，重要的是在滚滚红尘中童心尚存。做学问贵在“悟”，苦读数载，却往往于一念之间得以开悟，突然醒悟了求学之道，从而到达一个融会贯通的新境界。有人皓首穷经也许都等不来这种灵光闪现，有人也许尚在少年却早已经心得颇深。这种对比想来是有些残酷的，就像人的性命无常，从来不肯因为年龄长幼而去宽赦那些命运中早就注定的东西一样。

二、价值立场与学者中国身份认同

时：在您的学术历程当中，有哪些学者或哪些著作对您影响最大？您觉得这些学者或著作的哪些方面最能吸引您？这些学者或著作对今天的学术研究有何启示意义？

王：在东方思想的历史遗产中，孔子老子的思想具有重要地位。我很早开始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道德经》着手研究。孔子的思想启迪意义大抵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塑，使得仁人君子理想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二是孔子的清贫自守、忧道不忧贫、责己宽人、重义轻利思想，对抵制当代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三是孔子对东西方文化有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影响，并历久弥新。四是孔子及儒家思想17世纪传入欧洲，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许多思想家都受到过孔子思想的影响。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是完整的人格内修之“仁”和社会秩序之“礼”的统一，在他那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最有效的思想启迪方式是“论难”与“答疑”。他的思想的博大与朴实、内在与超越，使其呈现为一位智慧长者的形象，并在睿智而超迈地揭示人生乃至人类面对的“同一谜底”中，使历史长河中一切意识形态化的“孔教”的“造神”悄然剥落，于斯可以还孔子本来的精神气质。由是，我读其书而想见其人其事其论其思，进而对太史公的评价深有共鸣之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诚哉斯言！

老子的思想不仅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思想。老子的思想智慧，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外儒内道”、刚柔相济的观念，制约着中国文人的心理张力结构，规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自身的完善。他的思想不仅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诗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教育、法律、经济、逻辑学、心理学和宗教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意义。老子的思想在当前全球的消费主义和数字化复制浪潮中具有重要的警世意义，在生态失衡、生存竞争背景下的技术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问题面前，老子无疑是一种警世之钟，告诉人们以智能之思看生命之道、社会之道和宇宙之道。老子见素抱朴的思想智能，并不会随时代的飘逝而消亡，他那禀道之思和大慧之言，将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纪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全新的影响和启迪。

在北大我受宗白华、季羡林等学者影响较大。我1984年在北大哲学系做青年教师访学时，多次拜访请教宗白华先生。宗先生长久不说话，最后说了两句警彻的话：“1930年代民国时期，我们是开窗，让欧风美雨吹进来。现在到了1980年代，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宗先生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具有前瞻意义的。实际上，宗白华是一位“体验”美学家，一位“散步”哲学家。这“体验”的沉醉和“散步”的自由，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位美学老人怎样在历史的断层中锲进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精神之美，也可以反观百年历史怎样以苦难磨炼着诗性哲人的灵和肉。他不是一个在纯审美中乐而忘返的感受者，而是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精神漫游者，一个以有限生命寻求无限境界的行吟者。我们只有走近历史，才能看到这位散步哲人的心灵撕裂感；我们只有真真切切走进他的心灵世界，才能测量出我们与他的真正距离。

季羡林是北大著名教授，长期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他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季羡林先生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应该“送出去”：“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国文化，我们就送，白送还要送，还要坚持送，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送不可。”我很受启发，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文化输出》，提出在大国崛起时，国家应可持续地不断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坚持“文化输出”。一个大国目睹周边的一些国家侮辱妖魔化你，颠倒黑白黑化你，如果不作为就是犯罪。我们有责任把正面的中国形象展示出去，把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禅宗思想高度展现出去，让世界看看中华民族是个爱和平，爱人类，反对战争的优秀民族。我还为季老选编四卷本《季羡林学术精粹》并撰写出版了《季羡林评传》，深切感受到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

以前住在北大中关园，与院内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张世英先生等朝夕见面，拜访求教，获益良多。

三、文艺美学专业阔度与大美雅正追求

时：您是文艺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北大研读文艺美学，又长达30多年教授文艺美学，出版《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文艺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当代西方美学主潮》《艺术本体论》《西方艺术精神》《哲性诗学》《书法艺术美学》《饮之太和：书法美学境界》《美丽书法》等重要美学著作。您认为美学在中国的价值意义何在？文艺美学的学科实质是什么？有人说文艺美学学科不合法或者过时了，不能指导和引领现实了，您认为文艺美学对今天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研究有何新的启示？

王：美学热在整个20世纪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第二次是五六十年代，第三次就是1980年代的全民“美学热”。在我看来，“美学热”不仅是理论的自我苏生，而且是被压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发形式。当思想解放以美学热的方式表征出来时，美学实际上成为当代新生命意识存在的浪漫诗意化的表达——对人自身感性存在意义的空前珍视和浪漫化想象。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诗意化整合，人的主体的无穷膨胀和主体精神的高度伸张，这一切铸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精神内核。美学成为思想解放、价值重估、意义伸展的别名，甚至成为全民心灵狂欢的当代“仪式”。

文艺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胡经之教授1980年提出创立“文艺美学”学派和学科，其后1982年在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文艺美学硕士，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文艺美学丛刊和丛书专著，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艺美学流派。北大中文系文艺美学在全国影响甚大，文艺美学学科成为中国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二级学科。我和文论室同仁长期持续在北京大学招收文艺美学博士硕士达百人之多，开设《文艺美学》《书法美学》《中外文艺美学研究》等博士专业课。后来山东大学还成立了“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我坚持认为，由北大创立的文艺美学学派应该在北大中文系进一步拓展，在全国播撒。美学是人学，是人的审美精神现象学。文艺美学姓“美”，其中国身份、中国立场、中国经验、中国美学价值关怀，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美学重镇。文艺美学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美，弘扬美，倡导美，抵制丑，呼唤中国美学美育的盛世。

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文艺美学面对新的问题、新的重点和难点。由20世纪80年代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1990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本体的消解和方法的解构，使得美学成为“反美学”，“泛审美文化”使纯美学成为价值空场。反美学终于使美学丧失了纯粹诗意而蜕变为一种“文化工业”时代的现世纯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说。于是，如何从审美发生学上阐释生命存在与艺术形式的同型同构关系？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对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审美文本、审美关系产生了怎样的错位和转换？后殖民时代的克隆技术和跨国经济对市场化全球化时代中的文艺审美形态有怎样的形态重塑和精神消解功能？文艺美学应当怎样从新世纪中国文艺价值重建、精神定位、人格塑造等本土性问题出发，进行新时代的思想和精神唤醒？这些无疑都是新世纪中国文艺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学者们进行艰苦的思想探索。不妨说，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中国学派学科创立之后，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才能使既有的成绩得以巩固和发扬，否则，前景似未可乐观。

我仍然坚信，在反艺术和反美学的“后”时代，文艺美学仍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真正的文艺仍然是一种灵魂唤醒的本真生命活动，是人的寻求生命意义和自我审美生成的过程。只有在艺术本体与人的本体紧密相连之处，文艺美学才有可能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真正寻找到自己的思想地基，才会有新世纪东学西渐式的理论播撒和学术辉煌。

时：文艺美学的对象广泛，包括文学艺术门类众多。您在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长期践行。我想知道，在当代如何进入文艺的美或者审美精神呢？

王：文艺美学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规律，其领域包括广阔的文学和艺术领域——诗歌、散文、戏剧、音乐、书法、绘画等。我认为，研究文艺美学不能做泛泛的空头理论家，而要做技进乎道的艺术践行者，必须深入各门艺术领域才能真切体验到艺术美。

我在《中国镜像》《诗·言·道》《目击道存》《艺术本体论》等著作中强调：在当代世俗化浪潮中，文学的诗意审美越来越稀缺，全面阅读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很多人读的写的都是消费性轻松的文字。那种家园式的、终极追求式的、有着诗意的高迈和升华感的文章已经很少见。诗的精神消逝了，世界成了一个打油诗、下半身诗的平面。“散文时代”则进一步消解了诗歌的形而上和小说的虚构，把它们变成了一种现实，变成了对当下境遇的描述。散文在这个层面上承袭了诗意散落的碎片，整合了现代人的感伤，加上市场的炒卖，这是散文时代的景观。散文时代消逝之后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传记时代”。基本倾向是作家们热衷于用半自传体写作，渴望写各种欲望。甚至许多传记都将重新用新历史的形式改写历史，包括重新写秦桧、严嵩、周作人等。历史中的白脸与红脸也许将在这种新历史书写中角色互换，对历史书写成了翻案的新历史。这个时代急切需要有良知的批评家的加入，需要批评家新尺度的建立。否则这个时代将变成一个尺度散漫的时代，一个私人传记和窥视欲成灾的时代。

中国绘画审美精神重山水。山水艺术源于中国山水哲学。儒家孔子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还有“水有九德”，而道家庄子对山水也很重视，山水不再是与人不相干的自然山水，山水成为人可居、可游、可卧之处。中国山水画其本质在于“山水在说”——说人类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说人间诗意可居、可游、可卧地栖居，说东方山水的哲学意蕴和人间情怀，说今日山水生态美学的何去何从。山是有神的，大山水画离不开“正大气象”！水墨画最能体现中国哲学之道。水墨将大自然天地万物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各种色彩，做减法—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到最后“损之又损”为“一”——黑色。这种黑色在老子《道德经》中称之为“玄”、玄色，“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音乐的审美精神是生命的自然流露，艺术需要亲历沉醉。我一生喜欢钢琴和二胡，下过诸多功夫。2012年我与著名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CCTV民族器乐大赛”二胡专业组的电视预赛和决赛评委，在决赛现场与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于红梅、陈耀星、陈军、周维、姜克美、王晓南、朱昌耀等讨论评比细则，并担纲央视二胡专业组评委。2013年3月4日，我受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于红梅教授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全国“首届胡琴艺术节”作题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美丽精神》讲座。讲座结束后，同邓建栋教授、田再励教授、周钰教授等亲切交流。2014年，受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宋飞教授邀请，我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文化与音乐》讲座并与宋飞对话。讲座结束后受宋飞教授邀请，我现场演奏《二泉映月》。我与著名音乐家朱哲琴、何训田成为多年的朋友，与作曲家瞿小松在中国音乐学院演出厅演讲对话，与作曲家叶小纲、刘索拉、作词家阎肃在北京电视台做文化音乐前沿对话……通过与顶尖级的音乐家们深度交流，提升了我在北大给博士生开设《文艺美学》课程的教学层次，并体悟到孔子人格在音乐中完成—“成于乐”的音乐践行意义。

北大是中国百年二胡美学史的重要开端。1917年，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后，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成立“北大音乐研究会”“北大书法研究会”等，均聘名家担任导师。1922年，刘天华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1922年10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为近代第一所音乐教育高等学校音乐学院。由蔡元培校长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原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导师们被聘为音乐传习所教师，聘任28岁的刘天华教二胡、琵琶。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二胡列入高级音乐学校的教育科目的肇始。我认为，刘天华全力推广二胡等传统乐器，创作出10首著名二胡曲，使更多国人了解并欣赏二胡的魅力。从北大走出来的刘天华，是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四、文化书法的美学境界和文化根基

时：在诸多艺术门类中，您对书法可谓用功最深，用时最长，收获最多。出版《文化书法》《书法身份》《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艺术美学》《美丽书法》《简明中国书法史》《简明中国书法理论史》《诗词与书法》《书法励志故事》《文化书法的美学境界》《文化书法的发展历程》《饮之太和：书法审美境界》《王羲之王献之》《书法里的中国》等学术著作。您获过不少书法大奖，尤其是2019年10月，您的书法作品在韩国荣获国际书法大展“韩国世界书艺双年展金奖”；入选2012年“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入选2014年“当代最具学术价值和市场潜力书法家”；获2015年美国华人“德艺双馨的书法家”奖。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国际书协副主席，教育部中国书法指导委员会委员等。您认为中国书法的美主要体现在哪里？如何理解书法当中的雅与俗、美与丑？

王：书法美是多层次的，包括笔法呈现线条美，字法呈现结构美，章法展示布白美，墨法展示墨韵美，刻印烘托印章美，整体和合意境美，这些审美元素共同构成了书法美的世界。

我们对古代书法经典应该有一种虔敬之情，这建立在二重体验的书法欣赏上。真正的审美欣赏是孟子说的“知人论世”。首先，书法艺术有极丰厚的文化历史意味。看一块拓片，一帖古代书法，透过那斑驳失据的点画，那墨色依稀的笔画，感悟到的不正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浑厚气息么？尤其是在荒郊野岭面对残碑断简时，那种历史人生的苍茫感每每使人踟蹰难返。其次，书法形式作为华夏民族审美精神的外化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笔法、墨法、章法同天地万物的形式具有某种神秘的同构关系。书法在点线飞舞、墨色枯润中将审美情感迹化，将空间时间化，以有限去指涉无限，并通过无限反观有限。透过这一切，我们能不感到书家抛弃一个繁文缛节、分毫不爽的现实世界，从自然万象中净化出抽象的线条之美、结构之美的那种独特的意向性和形式感么？

真正的书法经典超越于技艺之上的“无法之法”。书法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处于核心层面。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书法家在文化素养方面存在重大文化空洞，他的书法就是饾饤之学，丧失了灵魂和鲜活的生命。没有了中国文化精神厚重朴茂的国学奠基，所谓笔墨技巧也就不了了之，无可如何。正惟此，正由于整体上缺失文化底气，一些书家的所谓创新充满了“怪力乱神”之气。道之不存，技法必行之不远，虚幻热闹之后必终将归于销声匿迹。

书法只有黑白二色——白纸黑字，计白当黑。写字就是写岁月，磨墨就是磨人生。素淡静默，天机自合，深谙阴阳平和之气，了却世俗凡人之气，进入淡定冲和之境。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饮之太和：书法美学境界》，认为“太和”是《周易》的重要思想。《乾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周易》“太和”是自然和社会中最高的“和谐”理想，影响了儒道等哲学：老子《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和谐的思想。总之，“太和”之大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宇宙和谐，人与艺术之间的审美和谐。“太和”的美学特征——“大美雅正”是包括书法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力倡导美育，那么您作为北大教授，您认为书法在发挥美育上有何独特性？

王：百年前北大蔡元培校长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相信神的民族，儒家道家佛家背后一般都没有绝对神的空间，因此蔡先生提出用美育——“美”来取代背后的神。如今，国家提出“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美德”“美育”等概念，表明国家正从过去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追求国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步增长、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转变的重大思维调整和战略转型。这一切都说明，北大曾经重视的美育，已经上升为国家教育政策，这一国策必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方面说明当前美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说明美育问题的迫切性，因为一些美学从业者美丑不辨，缺乏美育的基本素养，居然鼓吹“丑育”，认为“美育”不是教学生欣赏美，而是要欣赏丑美术……真可谓丧失立场，美丑颠倒，有点“西方现代后现代丑学”追随者的味道。确实，当代审美范畴空前扩大，借用光谱学来说，过去主要是红黄色暖色调倾向，而今已经有诸多阴暗的冷色调出现。从负面来看，这些冷色调如果成为主色调，那么人性良知和神性光辉就有可能被掩盖。作为美育从业者，更应该关注审美“主流之美”（优美、壮美、崇高美、悲剧美、古雅美等），而不是变态地为丑张本，剑走偏锋走向“偏流之恶”（荒诞、怪异、丑陋、恶心）。现在，国家空前强调美育的培根铸魂功能，进而提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如果培养的一代人有丰富的知识，却是知识发达的“美盲”：不懂审美、不懂艺术、不懂境界，遑论格调，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时：您长期担任北大书法所所长，并在20年前的2003年创所之初提出北大“文化书法”学派和十六字教学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您在北大如何是推进大美雅正书法美育的？

王：2003年11月8日，北大书法所的成立，标志着北大第一次确定了书法艺术学科的应有地位，把书法文化引入北大文理综合教育体系和教育体制当中，这是北大重大的教学理念的转型。

北大书法所的前身是百年前的“北大书法研究会”，我提出北大书法所要坚定不移地扛起沈尹默书法文化这杆大旗，秉承沈先生的书法精神，对书法文化进行研究，纠正时下书法界的歪风。创所之初，我提出北大书法所应倡导“文化书法”方针：“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得到北大广大师生的认同。“回归经典”强调必须走一条学习经典、传承经典、创化经典的正路；“走进魏晋”意味着将以魏晋书法自觉时代作为书法教学的重点，并由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书法史的把握；“守正创新”意味着只能取法乎上，转益多师，要求北大书法发展方向正，走一条中国书法未来发展的主流道路；“正大气象”则要求具有在大时代语境中的书法美学原则是大气象大境界。

北大书法所研究生教育重视两个维度：其一，重视文化提升和理论高度，进行高水平、多学科、互动式的教学与研讨。其二，北大为国学重镇，大师林立，重视书法的文化视野拓展。北大书法所自成立以来，除了招收博士生硕士生以外，于2004年、2007年、2012年、2014年面向全国招收了共四届“书法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约260人，已有十余人获得北大书法硕士学位，学员中有近60名先后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中，中书协理事有近10名；2013年到2017年招收了3届“北京大学书法名师精英班”约210余人；2023年招收了首届书法高研班80人。2024年将继续招收第二届书法高研班。多年来，我还招收了100多名书法高级访问学者，全部招收的各类书法专业学员近700名，为培养高级书法精英人才找到了可行之路。

时：您作为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在40多个国家传播中国书法。您认为对汉字文化圈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海外传播而言，中国书法应该有何贡献？

王：中国书法要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其发展离不开国际艺术界对书法艺术的认同和重新审视。目前国内书法展赛与理论研究工作向纵深推进，但对书法文化输出及国际交流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就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中国文化和书法逐渐世界化变为可能。

我在40多个国家讲学，传播中国文化和书法美学，在美国20几所大学巡回讲学一个多月，并举办书法文化讲座和展出。我发现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书法非常感兴趣。我尽力给学生讲解中国汉字发展与书法的关系，讲解中国书法书写的基本技法，中国书法的不同境界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乃至博士生加入书法练习。美国丹佛大学举办的美国学生们的书法展，其不差的水平，让我非常欣慰。同时在同美国书法家交流中，我感到中国书法文化海外输出的优势所在。书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孔子学院遍及全球，全世界学习汉语人数已经达到一亿之多的情况下，书法国际传播对中国文化外交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国学与美学的文化本体与中国身份

时：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深入研究老子、孔子等思想大家，在国外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主讲过《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给北大博士生们长达二十几年开设《中国经典：〈大学〉〈中庸〉》《〈大学〉〈中庸〉与东方美学》等课程，在中央电视台“国学大讲堂”讲授《大学中庸二十三讲》，影响很大。出版专著《大学中庸讲演录》《君子之道：王岳川教授解读大学中庸》《王岳川品大学中庸》《王岳川解读大学》《王岳川解读中庸》，新著《大学经义》《中庸经义》百万字大部头即将出版。几十年来您可谓对传统国学用力甚勤，体悟甚深，那么您认为中国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王：一国有一国之学问。国学在文化复兴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在东方智慧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最精粹的部分是国学的“经、史、子、集”，应该为国人所欣赏诠释进而价值重估。一个世纪以来，国学被“妖魔化”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今天我们可以充满文化自信地说：国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份瑰宝，和西学一样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尊重、学习和践行。

中国文化的实质就是中庸和合。《大学》《中庸》是儒家经典。作为经典的《大学》有其当代价值：它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形，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注重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对当今世界中人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大学之道有三个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要把内在过分的欲望去掉，彰显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济天下，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实现这三个纲领有其具体做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三个纲领还要配以具体的步骤：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八目”有着深厚的思想关怀和人文意识，并没有完全过时。今天新儒家提出的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一种拯救人世颓败的努力。

《大学》引用孔子的言论，论述品德的修养是“本”，处理具体的外在事物是“末”。先修养品德，再用美德感化百姓，这才是当务之急。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的历练、成长过程。君子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推己及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安定天下。三纲八目的目的是约束君子品行，使其逐渐完善人格并对社会作出贡献。“大学之道”是个体的成年仪式或成人之礼。《大学》使个体掌握一整套社会话语和社会伦理，并获得一颗谦和礼让仁爱之心。

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是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在21世纪讨论《中庸》是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以世界性视角涉入中国立场，发掘传统思想的积极价值。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诸多思想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之道贯穿在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之中，影响着中国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行为，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君子参透了运行于人世间的天地宇宙规律，故而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不仅影响了东方文化，而且正在影响西方文化。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义和普世性价值。

《中庸》的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在这个竭泽而渔、瘟疫遍野、战争迭起、美丑不分的危机时代，重温《中庸》充满东方智慧的论述和言说，有着非常特殊的中国知识普世化意义。中庸之道与中国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范畴组成一种话语系统，诸如“执中”“中行”“中节”“中用”“中立”等，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哲学话语，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心修为和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延伸。

时：中国文化与国学有何联系？21世纪新国学研究应该具有怎样的深度和高度？

王：中国国学之本为“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思想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这种“和谐文化”模式奉行王道，反对西方黩武主义、霸权主义的“霸道”，对纠偏西方“丛林法则”，其对文化和人类的长久和平安宁的贡献将在今后的岁月中显现出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陈澹然《寤言》）意即不能为国家进行长远谋划，一时的聪明是短视而微不足道的；不能从全体大局角度去谋划，即使治理好小片区域也是片面而微不足道的。21世纪研究中国国学必须进入经学。如何进入儒家之“经”，体认和深究隐含其中的各类问题域？我在研究国学经学和撰写著作时，关注经典字词句之间的重要阐释框架，进而深入探讨字与字、句与句、段与段、段与全文之间的微言大义，从而理解文本，字面意，字内意，引申义。国学研究注重每章由“小学”——甲骨文篆书文字学入手对关键词加以解析，寻绎词语本真意义之所在，为解经做奠基性工作。

总结自己研究国学的经验，我认为研究国学经典文本应逐字逐句“细读解经”，不避重就轻浮光掠影，而是努力解答其中疑点、难点、焦点问题。强调阐释经典的本意，不回避其间的文意矛盾或者语境误读，不在难解交织问题上作和稀泥的“乡愿”。经过文字学考辨明晰关键词本义引申义后，进而从历代思想家对范畴名物考订的历史论述中展开对范畴意义的辨析，通过文献学梳理臻达会通群经后，绝不随意解经而是“以经解经”，从学术史知行合一角度展开国学精神的践行对话，最后归纳出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经典的思想精义。力求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客观虔敬，更深入地了解国学经典著作者诚善之心，从而全面准确理解经典之内核、经典之历史语境、经典与其他经典之“互文本”关系。

换言之，要了解哲人思想必得了解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思想论战交锋，以及“道”的前后传承、发展、重释的诸种关系。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这意味着：仁指的是人之心灵，义指的是人走之路。放弃正道不走，丧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寻觅，可悲！学问之道没有别的，是找回来那丧失了的善心罢了。

六、从西方美学到国学美学重塑中国文化身

时：您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方面，花了20多年的学术功夫出版过十几部学术著作，重要的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20世纪西方文论》《当代西方美学主潮》等。近代以来，西学冲击中国，至今未能有较大改观，现在的美学界研究多受西方影响，甚至以西方为标准，包括美学这个概念本身，那么您如何看待百年来中国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与转化？

王：20世纪西方文论和美学不仅受当代美学研究、艺术实践的影响，而且也受各种文化思潮、新兴学科的冲击，因而出现流派众多、错综复杂的情况。各种理论独标新说，不断创新和发展，相互排斥又彼此补充，很难对其作简单的概括。大体上说，西方20世纪的文艺理论引人注目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注重作者心理表现研究方面，主要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文艺心理学派、原型批评。二是注重作品本体研究方面，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现象学作品本体论研究等。三是注重读者阐释接受的研究方面，主要有阅读现象学、文艺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四是注重文艺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其中，第四方面，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形成最新当代西方美学主潮。

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中，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

时：在您看来，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二者应该处于何种关系？面对西方美学的冲击，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确立中国美学身份？

王：文化身份意味着一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进一步看，文化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对照中出现的。对应着不同的被重组和建构的现实，今天很多人都不断地要修改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隐藏在社会的各种力量和抗争之中，由内部差异决定，如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绿色、和平、消费网络，以及个别存在价值等都与文化身份紧密相关。同时，文化身份还同若干词语紧密相关，如“身份体系”“身份建构”“身份重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等。一个人要拿起笔来写作并通过这种写作传达自己的思想，从这种思想中传达出这个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就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于是，它的伦理原则、世界观、人生观、个人的理想、宗教信仰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

文论身份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在我看来，文论身份的确定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论身份的可辨识性，即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二是中国文论的世界地位，即有助于世界文论发展的文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可谓是第一个方面，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绝非全盘西化。

就“对话”而言，当代中国学者面临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新书写的工作和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任务。西方理论话语的渗入或对话直接取决于本土知识话语运作者的选择，知识者的眼光和胸襟在此变得殊为重要。研究美学和批评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话语模式或将其“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传统的思维格局，给当代文学以新的启示。如果仅仅满足于一些新名词、新术语的分析，而背离其文学特性这一价值诉求，就会忽略文学的特性，而只重视它同一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性。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在新的视界中揭示出文学对象所蕴含的特殊规律。

时：着眼未来和全球，在推进中国美学思想话语权和建立全球审美共识中，中国美学有何作为？

王：学术界的文化自信很重要。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认为民国学者——1911年到1949年这30多年的学者，比新中国70年的学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国学者为大师。钱钟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就打破了这类迷思。“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除了《围城》和《谈艺录》为民国时期所写，他的诸多重要著作《管锥编》四卷、《宋诗选注》等都是在新中国写作出版的。季羡林先生所有著作包括译著，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后写成并出版，只有他的博士论文在1940年代写成。我的看法是：新中国学者一点不比民国学者差，甚至超过了民国学者。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著作远远超过了民国美学；冯友兰、张岱年的哲学和哲学史著作，同样超越了民国那些半部哲学家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实上，在文化美学领域中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当代理论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的崛起也必将到来。世界对中国文化也会越来越重视。这正是中国文论和美学身份世界化的最好机遇。

21世纪中国美学应在当代美学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中国美学播撒和新理论输出，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在美学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美学前沿践行者应当通过自己的身份书写，为21世纪中国美学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当代美学家努力的方向是原创性，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美学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美学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美学研究了40年以后，应推出一批具有深厚国学修为不断创新的中国美学精英。只有中国美学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美学的文化输出！美学国际互动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美学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也表明了应该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提出世界主义的美学观。

学问漫长，人生短暂。宇宙是复数，有十万个宇宙。面对如此浩瀚的时空大限，太阳系只是十万宇宙中的一粒灰尘，而每个个体只是沧海一粟。没有人能够阻挡斗转星移的岁月变迁，我们微小如尘埃的生命又能做些什么？至于写下的文字更是在茫茫太空中缥缈若无，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往往让我们不堪其重，写作的意义仍然需要重新寻觅抽绎。我们只能顺应这生命的洪流，尽己所能，为推进这潮流的前行做些事情。如果能在入世之中时常怀抱着旁观者的清醒和超脱，再以更加执着的精神入世，顺应大化，也就是所谓的大智慧了。

时：感谢王老师您接受采访，您辛苦了，祝您身体健康、学术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