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书坛涌动着复古与革新的双重浪潮，孙过庭在《书谱》中以独特的方式重构了王羲之的书法形象。这部被后世奉为书法理论经典的著作，表面上是对王羲之的顶礼膜拜，实则暗含着深刻的艺术自觉。孙过庭笔下的王羲之不再是南朝士族的精神符号，而是被重新阐释为书法本体的完美化身。这种看似矛盾的诠释策略，恰恰折射出初唐书法理论家在传统重压下寻求突破的智慧。

一、解构与重构：王羲之形象的双重转化

在六朝书论中，王羲之的形象被层层叠加的传奇色彩所笼罩。虞龢《论书表》记载的"书扇偿鹅"典故，将王羲之塑造成超然物外的名士典范；南朝书评家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意象形容其书法，更强化了这种神秘色彩。孙过庭却通过《书谱》中的"右军之书，末年多妙"等论述，将王羲之还原为勤学苦练的实践者，消解了其身上的神化外衣。

这种去魅化的解读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初唐书法理论面临的核心困境，是如何在继承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法度体系。孙过庭通过强调王羲之"思虑通审，志气和平"的创作状态，实际上是在为唐代书法建构一个可资效仿的技术范式。他将《兰亭序》解析为"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典范，正是要确立一种中和之美的标准。

对传统符号的重新编码，在《书谱》中形成独特的诠释策略。孙过庭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归结为"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这种诗学化的表达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书论的审美意象，又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这种创造性转化使王羲之形象完成了从文化符号到艺术本体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