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人写经残卷上，那些工整的楷书与飞动的草书奇妙共存，恰似孙过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主张的视觉化呈现。这句看似简短的八字箴言，实则蕴含着中国书法艺术传承发展的核心密码。当王羲之在会稽山阴写下"固知一死生为虚诞"时，他既承袭了汉魏风骨，又以个人化的笔墨重构了书法语言的表达维度；当米芾在《蜀素帖》中纵情挥洒时，他既延续了晋唐法度，又开创出"八面出锋"的新境。这种传统与创新的永恒张力，正是孙过庭书学思想给予后世最珍贵的启示。

一、时空坐标中的辩证平衡

"古不乖时"的深层内涵远超出简单的复古主张。赵孟頫力倡"用笔千古不易"，却在《胆巴碑》中将晋人韵致与唐人法度熔铸为元代特有的典雅书风。这种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证明真正的"师古"不是机械复制古法，而是通过历史基因的重组实现艺术生命的延续。正如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所言："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这种对传统的活化运用，使古典精神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生。

"今不同弊"的批判维度在明代书坛得到充分验证。当台阁体演变为千人一面的馆阁书风时，徐渭以狂草打破僵化程式，其《草书诗卷》中跌宕起伏的线条，既是对形式主义的反叛，也是对书法本真精神的回归。这种突破时弊的勇气，与孙过庭批评"鼓努为力，标置成体"的伪创新形成跨时空呼应，揭示出艺术创新的本质在于破除陈规而非标新立异。

古与今的对话机制在清代碑学运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包世臣提出"北碑南帖"论，并非简单否定帖学传统，而是通过激活碑刻中的雄强之气，为萎靡的书坛注入新的活力。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这种辩证思维推向极致，既批判"院体"的甜俗，又警惕"野狐禅"的荒率，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场中寻找书法发展的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