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的东风，第八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五年一次的盛会，群贤毕至，文采风流。为庆祝作代会的召开，我们特约请几位作家代表，抒发感受，畅谈愿望。感谢他们的热情，也希望读者垂注。

亲历了七次作代会

袁鹰

1953年9月，我作为记者第一次列席参加作代会，此后，作为代表参加了历次作代会。今年是“第八次作代会”。此次参会，距离第一次参加作代会已经58年了。心潮起伏，百感交集。首先想到的，就是很多前辈、同辈，甚至比我年轻的先后都走了。

上世纪50年代，许多作家来北京开会虽然都很兴奋，实际上心情却比较压抑。50年代初，就开始遇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代会”后一年，就遇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接着又是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对作家的影响很大。很多作家已经被戴上“帽子”，不知道到哪里“劳动”了。1959年到1964年，曾为知识分子“摘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9年第三届作代会，是在隔了20多年之后召开的。经过十年浩劫，有些人早已经不在了。不少老作家，都是以伤残之身赴会，比如夏衍同志，就是拄着拐棍来的。“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很多作家终于又能拿起笔写作，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对作家队伍作高度热情的评价。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与会代表听了，都有又一次翻身解放的感觉。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得太久，不可能因为领导人的一次讲话就彻底放开手脚。特别是一些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负责人，积重难返。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就被戴帽子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某些领导不“横”加干涉，却会“竖”加干涉，而且振振有词。不时会有一些作品引起一些风波和非议。作家们从桎梏中刚刚解放出来，还有“下笔如有绳”的感觉。

1984年12月第四次作代会，作家们印象比较深刻。会议是在摒弃“左”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倡导创作自由，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举行的。党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贺词，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恳切地谈到党对文艺的领导存在一些缺点，指出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强调要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

那次作代会开得比较欢畅。会议闭幕时，《人民日报》刊登了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名单是按得票多少为序而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报社领导和作协领导都同意这样安排。当天上午，报纸送到京西宾馆，在代表们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地公布选举结果了。我在会场上、走廊上和饭厅里遇到不少熟识的代表，都笑逐颜开地称赞报纸做得对。广东老作家陈残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有突破陈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界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上海老诗人辛笛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按得票多少排列当选人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和民主权利。党的“七大”、“八大”公布当选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不知什么时候起改变了，人们头脑中旧观念、旧意识根深蒂固，要做这么一点小小的改革，也并不容易。

1996年、2001年、2006年的三次作代会，都是五年一届如期举行的。与前几次作代会相比，这几次作代会上，新面孔越来越多。新陈代谢是自然的，新人辈出，更是可喜的现象。这一次“八代会”必然也会出现新面孔，他们代表着文坛的新军，预示着无限生机，我作为一名老兵，满眼春光，更充满了欣喜。

在这次盛会召开之际，我特别怀念许多已远行的前辈。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学的丰功伟绩，都已载入史册，就说他们对《人民日报》的支持，对我个人的教诲和帮助，也是终身难忘的。老一辈作家们都有很强烈的“党报观念”，对报纸几乎有求必应。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艾青、严文井、刘白羽等前辈作家对报纸的热情支持，我们一些老编辑都记忆犹新。像郭老，编辑部向他约稿，上午打电话，下午稿子就拿回来了。老舍先生的稿子都是用毛笔写的，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能改。他的语言讲究，稿子也不用我们改。1958年“大跃进”年代，有一次副刊要出一期表扬幼儿园老师的版面，约请作曲家瞿希贤同志写一首歌曲，第二天就得见报。下午快下班时，她打电话过来说写好了，立刻去取也来不及了，只好在电话里传来，她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唱，我们的编辑一句一句记下来，校正后立即发稿。

面对文坛呈现一片繁荣的同时，我也有一些杞忧，就是有些作家的作品与读者距离远了。在思想上、感情上已经和老百姓疏远了，作家离开了老百姓，光彩就暗淡了。我很希望年轻的作家不要太满足于早早成名，要真正沉下心来，真正接触老百姓，反映他们的希望、要求和苦闷。不要眼睛只看到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开个研讨会，听赞美歌，签名售书，拥有一批“粉丝”，这些东西容易吸引人，但也容易害人。听说现在每年出版一两千部长篇小说，不知道真正为老百姓喜爱、真正留下来的能有几部？这个时代太容易出名，太容易浮躁。像赵树理、柳青、孙犁那样沉入基层，低调生活的作家已经不多了。诱惑太多，不容易守住自己清静纯洁的灵魂。

开大会怀小愿望

蒋子龙

又一届作家大会开幕了，热闹、隆重，一道道程序，一条条章程，一个个讲话……即便不到北京来，通过发达的现代媒体也能详细了解大会的精神。作为普通与会者，除去感受大会的氛围，还有一个小愿望：想见一个人，想讨论一个问题。

先说想见的这个人。他有点像文坛隐身人，几乎看不到他参与文坛的任何活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唯一的一部重头大戏《辛亥革命》，就是他的作品，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完后好评如潮，八套又重播。而且他已经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了，他出版了46部长篇著作，每部都是一块大砖头，不是普通的砖，是类似长城砖那么大、那么厚：《李大钊》72万字，《辛亥革命》50万字，《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共六部300余万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73万字……总计2000余万字。另外还创作了18部电影和长篇电视连续剧，也有近千万字。

年过八旬的党史专家逄先知多次在公开场合深有感触地说：“论及20世纪以来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掌握的史料恐怕不比我们少！”他有超常的记忆力和历史驾驭能力，其视野能超越他笔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他为了写《张学良》，在占有了全部文档材料后，又到夏威夷跟张学良谈了六天。在创作《解放大西南》时，首次揭示“解放军追剿胡宗南集团的进军路线，竟然与当年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路线完全相同”，结局却大相径庭，历史的重复和颠倒，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在他之前，所有党史材料及年谱上，都记载1939年5月日本大轰炸时，周恩来不在重庆。他在写作《周恩来在重庆》时却公布了当时周不仅在重庆、还从被炸的医院中救出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的证据，匡正了史料的缺漏。时间才过去六七十年，许多当事人还在，对待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尚且有这么大的疏漏，更遑论对其他人了……

还有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毛泽东与许世友在延安时期的纠结、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特科的惊险经历等等写作上的难点，或事实如谜，或过于敏感，令史家或作家头痛，躲之唯恐不及。他却“艺高人胆大”，不仅迎“难”而上，且处理得令人拍案叫绝。于是他的《长征》，被评为“写出了人类精神史上的绝唱”；目前影视作品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文化人格”，也应该承认跟他的塑造有很大关系；他的作品被评为“标领我国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潮流的史诗性作品，海内少有人能匹。”这个人是谁？

——王朝柱。我的沧州老乡，只比我大几个月。30多年前，在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冯牧亲自主持他的作品讨论会上认识了他，以后再见他就难了，只听说他一直躲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地方写东西。

他的来头也有趣。在老家有个天主教堂，里面有钢琴、管风琴，柱子经常跑进去乱摸，但摸什么像什么，演奏师惊异，不驱赶他反称赞他有超常的音乐天赋。在他七八岁时由哑巴哥哥背着投奔了八路军。没人知道、或许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学会吹笛子的，便留在文工团的乐队里当伴奏员。解放后他仍不够参军年龄，只好又把他送回家乡。10岁时，《音乐创作》的创刊号上发表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后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招生，他考上了作曲系，带上一面口袋馒头开始了大学生活。有天在宿舍里正啃着长了毛的凉馒头，被院长赵沨看见，收走了他长毛的馒头，批给他15斤粮票15元钱……

1965年王朝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院想留下他，或者给院长当秘书，或者留校任教，他却一门心思想下去写出好歌。就在这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到天津咸水沽劳改。他在绝境中开始大量读哲学、读历史……或许这六年劳改对他也是一种成全。落实政策后为歌剧谱过曲，创作了也曾轰动一时的大型话剧《淮海战役》。许多年过去了，我仍对他充满好奇，在所谓文学被边缘化了的今天，为什么还能形成“柱子现象”？文坛又怎样评价这个现象？

再说我的第二个小愿望。作家相聚除去听文件，总也要谈点跟写作有关的话题吧？于是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文坛高人请教什么叫“精品”？尽管这是一个被人说滥了的词汇。我曾参加过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请著名播音员曹灿朗读现代长篇小说片断，加上朗读者熟练而优美的语调及表情，仍不能抓住听众，有些片断干脆不知所云。我反问自己，莫非当代长篇小说经不住朗读？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跟经典的差异？曹灿本人似乎就在电台播讲过《三国演义》、《水浒》，每次也不过就是一个片断，古代经典作品似乎可任你随便选、随便读，几分钟就能把人吸引住，一个细节、一个人物或一个思想……

当然，现在不是经典时代。从上到下异口同声、反复强调的是出“精品”。然而这个口号呼喊了若干年，可曾出过一部“精品文学作品”？如果有，是什么？推崇了这么多年倘若还不见“精品”的踪影，那又是为什么？我的理解，精品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如鞍山玉佛，雕成之后再动一点就毁了。而文学作品见仁见智，怎么可能“加一字太长，减一字太短”？《红楼梦》是经典，但不是“精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之续写，并随意安排大观园的结局。这也正是经典的强大之处。经典是经得住改编的，中国的所有戏剧门类都从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无尽的营养，仅京剧就有200多部“三国戏”。经典同样也经得住糟踏，无论现代影视作品怎么随心所欲地改编和解读，都伤害不了经典，并让他们照样能大赚其钱。

相信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的,对我来说倘若王朝柱能现身，跟评论家一起讨论一番关于“精品”的问题，那就更圆满了。当然我还知道，大会不负责解决个人的小愿望。

生活·思想·艺术

关仁山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一名作家，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要以饱满的热情动员和鼓励广大作家积极投入到时代火热的生活中去，要把情感和智慧与人民融在一起，与时代融在一起，让文学在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担当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可以说，这是文学的盛世，我们深受鼓舞。我曾经两次到作协鲁迅文学院读书学习。特别是2002年，我有幸成为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班学员，这使我受益匪浅。

既然是从事文学事业，就应该用它来提炼我们的精神世界，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盈，更加充沛，同时在你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过程当中，能有一种发现。发现新的文学元素多么重要！

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为我们作家提供了丰厚的生活源泉。作家就是要走进生活的细部，进行生命体验。能否创作出厚重隽永的文学精品，关键是看作家是否拥有丰厚的生活根底，是否拥有深刻的生活感悟和生命体验。遵守这一规律的作家，坚守对生活的忠诚，生活就无私馈赠，故事因素就能把握得好，艺术意蕴就能营造得好，就能创作出艺术精品。所以说，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是作家创作精品力作的土壤和根基。贴近生活，为的是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素材。从生活细微处发现让人心动的素材，首先感动自己，作品才能感动别人。没有源于生活的鲜活素材，作家的想象力是很难开展的。

努力把我们的触角伸到历史和时代深处，寻找，触摸，探究。我们这个时代，资本对伦理、灵魂形成了剧烈的冲击。每一个事件，都像一个石子，投入湖面，激荡起波浪。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有震荡。我感觉，这种震荡就是小说的触发点，震荡的结果是命运的转身和人性的变异。他们活脱脱、兴奋于、煎熬于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同呼吸，与这个时代喜怒哀乐，他们追求，他们撞击，他们转身，他们变异。小说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能够记录这心灵的变异的过程。物质的负累，陌生和绝望，底层生活是那样的鲜活和复杂。拿什么来拯救迷途已久的心？文学，小说。让小说来温暖我的物质世界。找到了这样转身的触发点，我们就有写不完的小说，就会有从不同角度切入的生活。写出时代的深厚与芜杂，写出人的挣扎中的繁复与卑微，还能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大悲哀和大欢喜。

除了生活，我们还要重视思想。同时，作家还不能丢失思想的锐气。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宝剑，一是思想，而思想比宝剑更有力量。让思想在文学创作中重新得到张扬，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作家必须对这个时代有发言意识，保有思想的锐气，需要我们正确认知我们的时代和人民。

那年春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走进红色岁月活动，我跟随来自全国的作家朋友来到了“红色圣地”西柏坡。这次采风的主旨很明确，弘扬我党优良革命传统，充分挖掘革命文化资源，以文学的形式展示革命纪念地的历史与今天的生活。走进西柏坡，才知道这里埋藏着如此多的红色宝藏。我们追忆红色历史，感恩历史，敬畏历史，因为我迷恋现实，我要用这红色精神资源做动力，立足于深耕现实。比如走进西柏坡，我们都知道，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我想依托历史红色资源，为今天的共产党人革命老区人民塑像。我创作了《信任——西柏坡纪事》等小说。借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动力，我还要继续艰苦创作。

文化繁荣与作家情怀

徐坤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策，给作家艺术家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于我们这些作家艺术家来说，文化是软实力，更是硬指标。我们有宣传文化、普及文化的职责，更有创新文化、传承文化的职能,要不断创作出贴近时代、讴歌时代、令广大人民满意的好作品。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提升了，才能真正实现振兴强大，才能真正做到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烛照和引领着千秋万代子孙们奋勇前进。在历史跨入21世纪的今天，如何将优秀中华文明精神很好地传承下去，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这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使我们国家具备了强大的发达的经济实力，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公民的文化道德素质建设，文化精神水平的提高，也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任务。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进入小康社会后，发展文化繁荣文化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决策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

对于我们这些文化艺术的创作者和写作者来说，如何能在新一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势中找好自己的位置，在无限利好形势中拉升出自己的一根红线，在繁荣局面中有所建树,拿出自己叫得响的优秀作品，这才是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倍加考虑和思索的问题。

从前我们习惯于一个说法，叫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二者的关系中，我们习惯于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而高高崇拜并凌空蹈虚。当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已经普遍成为一个创意和创收产业，而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写作者已然成为流水线上的写作工人时，创作者又将何为呢？

情怀。还是要强调情怀。即便是一名文化产业工人吧，即便是文化生成发展方式已经变成数字化作业流水线生产、艺术生产车间班组承包、车钳铣刨各数码兵种团队俱全，也仍旧要强调艺术产业工人的情怀。

情怀是什么？一曰情怀犹胸怀。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林则徐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胸怀乃境界，没有博览天下的胸襟和纵横古今的眼光，没有饱读诗书的艺术准备和“走转改”的深入基层实践，只一味闭门造车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心胸狭隘，这样的写作者无从谈能出大作出力作。二曰情怀犹心境。一个创作者若无清净之心，想的不是艺术的审美和永恒魅力，而是贪图一时名利，多欲念频浮躁，很难想象其作品之中会有艺术的勃勃生机和人类高贵精神价值观的真气灌注。三曰情怀乃情致，“笔墨情趣”是也。真正的艺术家，无不勤于雕章琢句，劳于镂心刻骨，精雕细琢打磨精品而乐在其中。

我们正处在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时代。作家艺术家都应持守一己之情怀，积极投身于繁荣与变革的伟大实践中去，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做出贡献。

历次作代会简介：

●第一次作代会于1949年7月举行。1949年6月至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作家、艺术家代表648人参加大会，毛泽东主席到会祝贺，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到会讲话。郭沫若作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期间，1949年7月23日，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简称全国文协）成立大会，成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后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中国文联）下属的6大协会之一。成立大会即第一次作代会。主席为茅盾，副主席为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

●第二次作代会于1953年9月举行，即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本次大会期间决定重组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与中国文联并列、独立的人民团体。共有代表560人、列席代表189人参加大会。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主席为茅盾，副主席为周扬、巴金、柯仲平、老舍、邵荃麟、刘白羽。

●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举行时，“作代会”并未举行。同期召开的是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从此，“作代会”总比“文代会”少一次。

●第三次作代会于1979年11月举行，即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此次大会，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组更名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到会致祝辞，周扬到会作报告。主席为茅盾，第一副主席为巴金，副主席为丁玲、冯至、冯牧、艾青、刘白羽、沙汀、李季、张光年、陈荒煤、欧阳山、贺敬之、铁衣甫江。

●第四次作代会于1984年12月举行，即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共815位代表参加。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作重要讲话。张光年作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主席为巴金，副主席为丁玲、马烽、王蒙、冯至、冯牧、艾青、沙汀、陆文夫、张光年、陈荒煤、铁衣甫江。

●第五次作代会于1996年12月举行，称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代表共800多人出席会议。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主席为巴金，副主席为马烽、韦其麟、邓友梅、王蒙、叶辛、刘绍棠、李凖、张炯、张锲、陆文夫、铁凝、徐怀中、蒋子龙、翟泰丰，名誉主席为谢冰心，名誉副主席为于伶、刘白羽、孙犁、李霁野、张光年、林默涵、欧阳山、贺敬之、姚雪垠、黄源、楼适夷、臧克家。

●第六次作代会于2001年12月举行，即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本届作代会共产生代表947名。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主席为巴金，副主席为王蒙、韦其麟、丹增、叶辛、李存葆、张平、张炯、陈忠实、陈建功、金炳华、铁凝、黄亚洲、蒋子龙、谭谈。

●第七次作代会于2006年11月举行。有38个代表团、953名代表与会，并特邀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作家嘉宾出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主席为铁凝，副主席为王安忆、丹增、叶辛、刘恒、李存葆、张平、张抗抗、陈忠实、陈建功、金炳华、高洪波、蒋子龙、谭谈。

●本次系第八次作代会，于2011年11月22日—25日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