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各行业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这样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作品，但至今还没有出现”，著名作家莫言在第八次作代会上对记者说。

这位以《红高粱》成名，随后又奉献出《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一系列作品，并于今年终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并不认可自己是“文学大家”，他认为“我们至今还没有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伟大文艺作品，因为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把热火朝天的生活高度概括地表现出来。”

“三贴近”文风艺德成共识

在莫言看来，作家必须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生动反映人民的精神风貌。“人民是我们描绘的对象，对于创作者来说，写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应该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应该能从这个人或这个群体身上，体现出最丰富、最典型的人性。”

这种“三贴近”的文风艺德在文代会和作代会上已成为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普遍共识。

著名画家尼玛泽仁认为，尽管每个艺术门类、每个艺术家情况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都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出反映时代的精品，这些作品才能流传于世。

歌唱家克里木说，心里要装着人民，不能把人民币看得太重，不能把评奖看得太重。“以歌唱艺术为例，应当深入基层，深入百姓，看老百姓喜欢什么，再找专业人士进行创作”，而当初由他首唱的《库尔班大叔你去哪里》、《掀起你的盖头来》莫不如此，至今还有生命力。

“艺术家要有一种情怀、一种向往，这样创作出有分量、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就不是梦想”，曲艺家田连元说。但他表示，这当中也需要传媒的导向，不能谁火就关注谁。“文艺就像一条船，不能随波逐流，船要有舵，舵把握方向，驾船必须掌舵，这就是艺术家的追求。曲艺后继乏人是现实，但不是后继无人，还有有追求的后来者正在努力中，拼搏中。”

尊重文艺创作规律是保障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指出，作家不是站在时代之外创作，他首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开创者之一，在这个参与过程的同时，也许就在酝酿伟大的作品了。他认为，现在大众对文学的不满，一方面确实因为文学本身存在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亦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这个时代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硬实力大增的同时软实力偏弱，中国政府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也正是看到了这些不足。”

“我不反对领导部门推广文学创作，但精品力作不是抓出来的，它构不成文学真正繁荣的核心因素”，贺绍俊说，组织性和目的性一方面会给作家带来资金和创造条件，但另一方面可能会伤害文学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这对于作家的智慧是一种考验。”因此，他一再向记者强调，作家的独立思考能力比“三贴近”更重要，否则就会在现实面前找不到方向。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和著名编剧陆天明则不约而同指出，政府执行层面要按文化发展规律来办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

冯骥才认为，政府要按文化规律来办事，不能把文化发展和政绩挂钩，不要太多和市场利益挂钩。陆天明说，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把文艺作品当文艺作品来看待，不要动不动就对号入座，或以行业宣传品的标准来要求，“希望将那些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政策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