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白马作笔，长21.9 厘米、径0.6厘米、笔头0.6 厘米，甘肃省博物馆藏

三国两晋南北朝，造纸业的发展以及书写载体的改变，对毛笔影响较大。东晋末年，桓玄把持朝政，废晋安帝，并下令以纸代简，竹简慢慢退出书写舞台，毛笔的制作工艺相应作了调整和改善，以适应新的书写材料。此间一些书法家参与制笔，并有专著，如韦诞《笔方》与王羲之《笔经》先后问世。三国魏韦诞所书《笔方》，初见于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韦诞字仲将，魏京兆人，书法家，擅各种书体，亦善制笔墨，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所制之墨人称“仲将之墨”。《笔方》一卷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

先次以铁梳梳理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盖使不髯。茹讫，各别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好，用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截，用衣中心，名曰“毛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笔经》（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传为王羲之所作，对制笔所用毛及制作过程描述更为详尽：

诸郡献兔毫，出鸿都门，惟有赵国毫中用……凡作笔须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调和，毫乃中用。其夹脊上有两行毛，此毫尤佳；胁际扶疏，乃其次耳。采毫竟，以纸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腻也。先用人发抄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长而劲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纸者，欲其体实，得水不胀）。次取上毫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惟须精择，去倒毛，毛杪合锋令长九分，管修二握，须圆正方可。后世人或为削管，或笔轻重不同，所以笔多偏握者，以一边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无以详其至。此笔成后，蒸之令熟三斗米饭，须以绳穿管悬之水器上一宿，然后可用。……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近有人以绿沈漆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为贵也。余尝自为笔甚可用，谢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与。

《笔经》和《笔方》记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制笔方式，是书法家对制笔经验的总结，说明当时的制笔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笔方》还记载当时“金宝雕琢，然后为贵”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贵族和士人注重仪容，追求精致华美，奢靡成风。从汉时就普遍存在的簪笔现象，在魏晋时期演化成一种象征或者礼仪。此时簪笔发展为簪白笔，即不用来书写的笔，笔头干净为白色，原来便于书写的实用功能转变为礼仪象征。“白笔，古珥笔，示君子有文武之备焉”（《钦定四库全书》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晋书·舆服志》），因此一方面魏晋人在对毛笔的制作上追求书写效果，注重笔毛的拣选和制作，改进了笔头；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地位的展示，在笔管制作上极尽其奢。制作笔管的材料据史书记载就有精选的木、竹、玉、铁、琉璃、象牙、犀角等，再有镂刻、嵌宝、错金或饰金等工艺，应相当精美华贵，惜目前尚无出土实物可见。西晋傅玄有《笔赋》云：“简修毫之器兔，选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枲，纳以玄漆；丰约得中，不文不质。尔乃染芳松之淳烟，写文象于素纨。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说“采秋兔之颖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圆管，属象齿于纤锋”，当是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