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按这种19世纪的政治思想来给世界分类还要持续多久?我们把知识生活“极端化”为“进步的”和“反动的”、“左倾的”和“右倾的”，这样还要持续多久?这些术语和观念，说到底，不是自然产生的。它们一度从法国大革命的希望与梦想中获得了自身的含义，那时各党派开始在从“右”到“左”的政治范围内给自己排位，一边是代表过去，一边则代表未来。可是一旦我们停止相信历史进步的无情脚步，一旦我们拒绝把自己想象为在历史的洪流里随波逐流，我们就发现，在尚未测绘的时间海洋上，正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航向负责。要是我们选择德朗塞布，他没准就成了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难道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吗?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过于简单化地看待历史和人类命定目标的观点最近让位给了朴素的经验主义。这对艺术应当是个福音。在批评艺术中的某些方面时害怕被人发现自己投错了阵营，这已给理性讨论带来伤害太久了。说来像悖论，上述害怕和担心已经威胁到西方传统中最重要的东西——现代艺术本意要加以保护的东西——实验精神。

这个断言也许要略做说明。在科学领域，我们所谈的“实验”是指一些定义明确、范围清楚的事物。这种实验是用于证实或反驳某个有关自然性质的科学理论。就进步最恰当的本意而言，这样的科学实验有助于科学进步，哪怕其结果仅仅是更大、更好的汽车、炸弹或者空间飞船。当然，要紧的是，对于实验的成功与否，存在可以判断的公共标准。

“探索”、“实验”这样的词在艺术中仅仅是一些模模糊糊带有优越感的词，假如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欺诈性地给画室套上科学实验室的光环，那我们就得追究一下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显然，这种标准无法像在科学中那样明确，同样明显，一次艺术实验的“成功”不能等同于公众的喝彩。可是除了把理论付诸实验，尽可能理性地加以探讨，检验理论能否解释得通，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讨论艺术的“理论”，评估它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