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国文化史，很多文人除了吟诗作画之外，常常泛舟于湖上，或策杖于山间。他们在湖上、在山间干什么呢？可能是喝酒、品茗；可能是探求古迹、寻访友人；或者是吟咏抒怀，或者是欣赏书画等等。因此，他们把眼前所见的和艺术相关的内容与自然天地融为一体。古代文人的欣赏空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独特的空间关系，而展现出了中国书画生态系统中的独特性——不仅与书画本体，还与其它艺术门类，甚至和山川自然结合起来。中国书画生态系统除了本身所具有一般性的问题之外，还包括欣赏的空间，包括相关联的内容。这些相关联的内容如同我们看的泛舟湖上这样一种特殊的场景一样。舟上的文人相对而坐，不管对弈，还是作书写画，或是题跋等其他，都是中国文人与文化和艺术相关联的内容。而与此相关的“雅集图”的画面中所表达的意境，并不完全是为了表达文人自己的活动，而是要把这样一种活动中的相关联的内容传达给后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录，正好像王羲之记述永和九年的那场雅集一样，表达的是文人心中和艺术、和文人艺术方式相关联的独特内容。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同样是文人面对的溪山——他的行旅对他的学问很重要，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他的生活质量也有紧密的关联。李成的《读碑窠石图》所反映的也是文人在野外寻访碑刻的场景，这就是文人的生活、兴趣或是爱好。这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读书、读万卷书；行路，行万里路——这种读书和行旅之间的结合，增长了见识，添加了生活的情趣。通过读书能知书达礼，通古达今；另一方面，行路是一种观想，是一种交游，也是一种广见识的重要的方式方法。

在文人的生活中，还有和琴棋书画相关联的内容。历史上有很多有成就的书画家并不是专业的，包括王羲之在内。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宋代文人占据着中国书画史中的重要篇章，客观来说，他们也不是职业的书画家。因此，琴棋书画对于文人来说，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他们能终其一生把玩这种艺术，把玩这种艺术人生中独特性的内容——怡情养性——一种非功利性的文人生活。因此，他们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去交游，到溪山访友，不惜远足在那个交通十分不便的年代。

另外，还有酬酢。酬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观赏、题跋。由于传统的中国书画处在一种私享的空间中，因此，不可能人人都能看到古人或当代名家的作品。所以，在寻访的过程中，还包括寻访一些古人的书画遗迹。如果家住在太仓，听说京口（镇江）有某个藏家收藏了书画，可能会专门去京口拜访。这种交友、酬酢既是一种学习方式，又是一种交友方式，维系了从魏晋以来，特别是唐以后文人艺术的发展。这就有了在中国古代绘画中这种司空见惯的文人行旅，由此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文人的种种表现方式对于文化积累之间的贡献。这样一种方式在千年文化传承中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当下的意义，实际上关系到生态的问题。而当这些当时的现实图景成为今天的历史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这一部分内容对于我们的意义。它们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性的内容，更重要的还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