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课堂”是浙江省宁波市群众文化的响亮品牌，自2007年推出以来，这个百姓身边的课堂已举办免费文艺培训2000余场，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宁波市文化馆馆长林红说，文化馆免费开放是“群星课堂”的又一发展机遇。“群星课堂”将以普及性培训与提高性培训相结合，以名家名品与艺术特色培训系列为重点，使之成为多样化、立体化的艺术骨干孵化基地。

今年年初，文化部、财政部“三馆”免费开放文件中要求，到2011年底，全国所有的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文化馆（站）已经实现免费开放。文化馆究竟应该如何更好地开展免费开放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很多文化工作者关心的问题。11月26日，在由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宁波市文化馆、宁波市群众文化学会承办，主题为“免费开放背景下文化馆（站）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的中国群众文化宁波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文化馆要找准自身功能定位，明确免费开放的内涵和外延，以开放的姿态做好免费开放时代的文化服务。

免费开放并不意味着全面免费

文化部、财政部“三馆”免费开放文件中规定，文化馆免费开放主要包括展览厅、排练室等公共空间场地免费开放，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基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培训等基本文化服务免费；为保障基本职能实现的一些辅助性服务免费。

虽然文件中规定明确，但是对于“基本文化服务”这个概念，很多文化馆仍然没有理清，导致免费开放的外延被扩大，例如出现了材料复印也不收费的现象。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国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今年的文化馆评估工作中，他到某文化馆的录音棚考察，该录音棚可以为个人录制专辑并刻录成盘，馆长介绍说，这项以前的收费项目，随着文化馆全面免费开放，也纳入了免费范围。

“免费开放并不等于所有服务都不收钱，文化馆所提供的免费服务应该是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而非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免费开放的质量不能打折，但范围也不宜随意泛化。科学、合理地界定‘基本服务’的内容与边界，实际上是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是赢得财政保障的前提，是免费开放政策文件的核心。”李国新说。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顾问冯守仁认为，文化馆基本文化服务包括普及型服务、提高型服务和保障型服务。“免费开放并不意味着应取消文化馆的合理性收费，‘全面免费’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冯守仁说，文化馆文化服务包括三种模式：以免费方式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以有偿方式提供的特殊文化服务以及以文化经营方式提供的文化市场服务。例如文化馆举办个体性技能、专业性技能培训等，属于个性化、对象化、深度增值服务，服务对象是特定的，不具有普惠性质，还不属于应当由政府予以保障的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因此，适当收取费用是合理的。

免费开放重点在“开放”

“不能将免费开放简单地理解为‘不收钱’，文化馆打开门让群众走进来，工作人员走出去服务群众，这才是免费开放的意义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巫志南认为，公共文化馆既要做好馆内场地设施的免费开放，更要注重面向全社会基层文化建设的免费指导服务。相比较而言，公共文化馆免费开放的职能主要表现在“走出去”深入基层组织和指导基层文化建设。“这也是文化馆异于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之处。”他说。

与会专家认为，文化馆免费开放需要一种开放的意识，工作开展不应只局限在本馆，而要着眼全社会。冯守仁认为，文化馆既要发挥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又要广泛利用社会文化资源，引导和鼓励社会文化资源到文化馆从事免费服务，把文化馆建设成本地区免费服务的平台。同时，也要改变“各自为政”的现状，以地市级文化馆为龙头，统筹地市、县、乡三级文化馆（站）文化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资源的整合利用，探讨总分馆管理模式，形成三级联动、区域共建、运转有序、服务高效的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运行机制。巫志南认为，文化馆要处理好本馆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在文化馆免费开放、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形势下，文化馆要加快实现基层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将全社会的基层文化资源管理纳入视野，建立社会化的基层文化活动、队伍、骨干、品牌等数据库，形成更宽阔和丰厚的发展基础。

作为城市中相对弱势的群体，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全国农民工达2.42亿人，约占城镇常住人口的1/3。免费开放时代，文化馆如何服务好这个群体，是衡量文化馆“开放性”的重要标准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永恒认为，文化馆在服务农民工时要注重丰富生活与提升素养并重，保障权益与提升能力并重。加强需求调查，提高农民工文化工作针对性，注重对农民工文化需求的调查，分析其需求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形式，促进社区融入，加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文化交流。同时，要鼓励、扶持农民工文化团队，提供艺术辅导，提供活动空间，创造展示平台。

文化馆需找准自身定位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文化馆都已实现免费开放，一些省市不断提高免费开放的质量、加大免费开放的保障力度。例如，重庆市将文化部、财政部免费开放文件未涉及的街道文化中心（全市175个）纳入免费开放范围，按乡镇文化站标准由市区两级财政分担补助，明确并细化了各类设施免费开放的场地、面积、服务项目及数量，如文化艺术辅导区级文化馆每年10次以上，不少于500人，县级文化馆5次以上，不少于250人。陕西省级“三馆”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纳入财政预算，市县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地方财政配套经费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并且制定了完善的配套政策，包括免费开放之后的服务标准、绩效评价指标以及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等。

然而，在很多地方，文化馆免费开放后一系列的新问题也凸显出来：财政上出现“分而不担”的情况，中央财政进行补助之后，地方财政并无配套补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因为中央增加了补助而取消了原本对文化馆的补助。还有把“三馆”免费开放文件中规定的标准当做开放的最高标准，并未根据地区需求有所提高等问题。

“其实，文化馆面临着各种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规定，图书馆具有提供接触各种表演艺术文化展示的机会、支持口述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的使命，在我国，这无疑会对文化馆形成一些冲击。”浙江省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从一个图书馆馆长的视角，认为冲击不仅仅来自图书馆，还有各类国有艺术院校、社会办学机构，各类艺术表演团体在艺术培训、表演空间上也会对文化馆形成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馆如果不能找准自身定位，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会极大地影响其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