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当代艺术史，“社会主义经验”是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对“社会主义经验”的叙述，并进一步反思现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史与精神史，表明近年来中国艺术出现了“历史转向”。从学术的角度考察，新历史主义、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等影响了中国的艺术思潮，杜尚和安迪·沃霍的作用正让位于波依斯、李希特和基弗。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独特性以及当下艺术的独特性带来了这种转换。一些敏锐而睿智的艺术家在怀疑和实验中重建“历史现场”，找到记忆痕迹与当下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从波普调侃到严肃的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艺术视野。挪用剑桥学派思想史家斯金纳的话来说，就当代艺术对历史关注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乃是艺术实验与历史证据之间的一场对话。（斯金纳的原话是：“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乃是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之间的一场对话。”参见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学灯》2008年第4期）

   从某种意义说，集中体现“历史转向”的有以下这些展览。邹跃进策划的“移动的社会主义”当代艺术展2006年在北京798时态空间举办第一回展，2007年在北京环铁美术馆举办第二回展，2008年在北京798先声画廊举办“山花烂漫——移动的社会主义第三回展”。这一系列展览可以看作是从当下的生存感受和历史记忆的交融出发，对毛泽东时代的视觉文化和艺术，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做出的一种回应。“当代·红光亮”艺术展2008年在北京798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举办，策展人高岭，学术顾问王明贤。该展显示，文革时期特有的红光亮视觉美学特征，在抽离了原有的功能之后，被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转换成为再现当代中国如火如荼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变异的武器；它不再是以往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指导下的色彩美学，而是艺术家自发地对现实中国所发生的各种惊天动地和不可思议的神话事件在色彩上的再现和提炼。“历史的图像——2009中国当代艺术展”2009年在深圳美术馆、湖北省艺术馆举办，策展人鲁虹、冀少峰。本次展览主要展示借用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历史图像进行当代性创作的艺术作品，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借用“后现代”的艺术观念，对“红色经典”中图像符号加以借用与混合，强调对历史的反思与对现实、未来的关注。黄专（中方）、约翰·海雅特（JohnHyatt）（英方）联合策划的“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2009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和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OCAT）举行。该项目是OCAT、英国曼彻斯特艺术设计创新研究院（MIRIAD）以及角屋共同主办的文化视觉史研究项目，由论文、展览以及相关的历史图文资料构成。“国家遗产”展中所揭示的问题，即国家的首都如何通过它的形象和质料的改造、建构及变更，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和文化遗产，成为社会和人们心理的重要而微妙的记载。这个问题以艺术（建筑、图画等视觉形象）为核心，但涉及到政治、历史、人类学、人文地理、考古和社会学等诸多跨学科领域的合作。2010年11月，《穿越历史——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在北京宋庄贵点艺术空间举办，策展人左函。学术主持王明贤。展览也是对当代艺术“历史转向”的呼应，作品注重与历史进行精神对话，反映出当代艺术潮流的新趋势。艺术家的判断建立在当代史观及艺术方法论批判之上，也建立在知识分子的良知之上。他们关注历史细节，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解读现代中国的精神史，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实的历史，表达对独立思考权利的尊重。观者在展览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更不仅仅是视觉形象，还有历史背后的思想。同时，艺术家着眼于当代艺术语言的探讨，作品具有重要的艺术史价值。2011年11月，贵点艺术空间将举办《穿越历史——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第二回展》，艺术家运用当代艺术语言对现代中国的视觉文化史与精神史作出新的阐释，希望是对历史的一种“超越”。

   这一阶段的重要个展也不能忽视。徐唯辛《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策展人王明贤）2007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尺寸巨大的黑白油画肖像群，结合肖像简历及其他文本，呈现文革期间芸芸众生的形象；通过朴素的描绘，在当代的语境中对文革历史进行现象学还原。2009年10月1日，圣之空间推出《开国大典——马堡中新历史绘画》（段君策划），展览的主要内容为马堡中对董希文命运多舛的油画《开国大典》的主题性研究成果，展览希望为中国现代史以及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修正与重写提供重要和具体的个案研究。《张大力:第二历史》2009年在北京798圣之空间举办，2010年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策展人：巫鸿，学术主持：杨小彦），凝结了张大力过去6年间埋首于北京各大国家媒体机构的工作成果，艺术家通过收集整理曾经见过和非常熟悉的历史图片，来研究中国六十年这个国家精神上的变化，也即国家的世界观的变化。

   史学家探求的是历史之意蕴。“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创造叙述历史的方法，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汤因比曾说：“那么多一度繁荣过的文明都已消失不见了。它们所经过的‘死亡之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指引作者去研究各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从而又指引他附带去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而他就是这样写成那部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却不能至。于是史学界另辟途径，通过一些非人文专业类的书籍和资料找到要说明的问题，即所谓从“偏旁”入手。有人说过：“在大量的历史材料无法由研究者和普通人很容易获得的情况下，这样从‘偏旁’里解读历史，做的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工作，而是像补天士一样，慢慢从别的地方搜寻材料，再慢慢地把对历史的残损认识补全，所以你读起来才有趣。因为你靠着它慢慢把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视野和思路都有开阔的感觉。”（见《重返现场，有趣的史料与研究》《深圳特区报》2008-01-09）艺术家不是宏大叙事者，也应该从“偏旁”入手，也像是补天士一样，凭借个体深刻的生命体会和独特的艺术经验，慢慢把历史的碎片拼接起来，他们的作品看起来才有意思，才有真正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