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天，傅雷自法国回到上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事美术史教学工作。同时，傅雷介入美术批评，所发表《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1932年4月，傅雷与庞薰琹等人在上海成立“决澜社”，不久便退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留下一个谜。但是，离开“决澜社”的傅雷，一直保持着与庞薰琹的友谊，1946年，傅雷依旧为庞薰琹的画展而忙碌。这个期间，上海所有的美术展览，傅雷一一过目，或感叹，或褒贬。

1946年的上海，画展不断，溥心畬、齐白石、张大千等人先后举办了个人展览。傅雷在11月29日与黄宾虹的手札中，谈了自己的感想：“……逮病体少痊，又为老友庞薰琹兄筹备画会，近始结束。迩来沪上展览会甚盛，白石老人及溥心畬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

最近，我看到两幅张大千与毕加索的合影照片，尤其是四人合影的那一张，四人正在谈话，张大千偷窥镜头，一脸惬意，与当今一些书画家凑到名人、官人身边的表情如出一辙。为了显示自己与毕加索的关系，张大千在与毕加索合影的一张照片的背后写了一段跋语：此当代大画家毕加索与爰在其别墅所摄，寄与建初贤婿。爰。

我同意傅雷对张大千的评价，也赞同傅雷对上海盲捧张大千的社会心理的分析。傅雷所言“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更有现实意义。

张大千的确有江湖习气，善于借势，愿意结交权贵，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张大千也是制造假画的行家里手，时下拍卖行所拍的古画，一定有出自张大千及其弟子之手的赝品。

张大千在上海举办的画展，每幅标出500万元的高价，的确匪夷所思，但又易于理解。我想，那个画展，一定有诸多党政军商要员参加，这些人曾得到张大千的馈赠，自然会来捧场，甚至用公款买画，揣进私囊。也就是说，张大千画作的高价，是当时利益集团拥趸的，是非正常现象。在傅雷的眼中，“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张大千的半斤八两，傅雷当然知道。

那一时期，黄宾虹的一幅山水画，仅几万元，或十几万元，与500万元的巨额数字相去甚远。但是，傅雷不以画作润格的高低来评判艺术作品，在他看来，黄宾虹的人生历程、学识、趣味、才华，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价值取向契合，所以，傅雷以一位美术评论家的视点，看到了黄宾虹的与众不同。

傅雷站在艺术的立场上，理性看待同时代的画家，显示出一位批评者的智慧和公正。吴湖帆也是名闻遐迩的画家、收藏家，家世背景深厚，影响广泛。这些因素没有影响傅雷对吴湖帆画作的解读，他依旧以自己的眼光，决定自己的发言。1944年7月16日，傅雷与黄宾虹的手札中，对吴湖帆如是说：“……吴湖帆君近方率其门人一二十辈，大开画会，作品类多，甜熟趋时，上焉者整齐精工，模仿形似，下焉者五色杂陈，难免恶俗矣。如此教授为生徒鬻画，计固良得，但去艺术则远矣。”

显然，吴湖帆“率其门人一二十辈，大开画会”，出于商业目的。不能说吴湖帆对，也不能说吴湖帆不对，这是吴湖帆的品位和追求。一个二流“太子党”，指望他忧国忧民也是不现实的，希望在他的画作里看到深刻的思想更是痴人说梦。傅雷对他的批评，体现了批评者依旧有独特的声音，在“画理画论暧昧不明，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是无怪艺林落漠至于斯极也”(傅雷语)的现实里，冷静的傅雷没有被权势吓倒，也没有被商业的烟尘迷住双眼。

那么，在傅雷眼里好画是什么样子呢？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各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而白石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宾虹则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精华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我认为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