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双鹰”题材有关的，目前列在八大山人名下存世画作的有三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双鹰图》、上海博物馆藏《双鹰图》、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双鹰图》。

其中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双鹰图》今天（10月23日）起在八大山人纪念馆特展上对外展出，这也是该件作品首次与观众见面。令人不解的是，八大山人以花鸟鱼石闻世，极少见其猛禽题材，为何风烛残年之时，还精心绘如此巨幅《双鹰图》？其绘鹰渊源何在？三个版本《双鹰图》所笼罩的历史谜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探究。

绘鹰小史

“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付诸文字，往往属文人造境喻人所惯用的典型。一生颠沛流离饱受黍离之痛，却始终身怀家国天下的诗圣杜甫，曾写就多篇题画鹰诗，如《画鹰》《姜楚公画角鹰歌》《杨监又出画鹰十二型。扇》《王兵马使二角鹰》《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二首》等。往往以鹰之威严形象，比喻铁骨铮铮之谏臣，期许明君能任用贤能，匡扶帝国基业于将倾。其后的文学创作涉及“鹰”句，也多是取类似象征意味寓意于文字之间。

“鹰”的形象，付诸纸绢，由文到图，其视觉内涵，实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往往取其英雄独立、卓尔不群之势。由日本学者野崎诚近所著《吉祥图案解题》中，即将鹰的形象赋予“英雄独立”“英雄斗志”等人格化气质。

在学术研究者的视角之中，不同时代，“鹰”的视觉形象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具体内涵。如蒙元时期所呈现的许多鹰隼图像，实际是以其构成狩猎文化的符号，“蕴含蒙元统治者讲求武备之深意，从而维护蒙古旧俗，标示草原游牧民族的善武性格”。而在学者宋后楣（Hou-mei Sung）的一系列明代宫廷“鹰画”研究中，则指出宋代时将“鹰图”尚且作为一种猛禽图像，到了元代，则成为野蛮的入侵者或者隐退的士人象征。时至明代，由于鹰的发音同“英雄”之“英”，因此往往象征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帝国领导者。时至清代，“鹰”又往往被诠释为祥瑞平和的气质，一如末代帝国的皇帝所期望驯服的子民般，拥有温顺奴性的“优良”品质。

延至民国，国弱民贫外侮欺凌，“鹰”的形象则多取褒义，画家绘鹰，往往意涵振奋民族精神之意，以表征其强国意志。如高剑父、徐悲鸿、张书等人即擅于绘鹰言志。

吉祥图案之英雄独立 野崎诚近著《吉祥图案解题》上下卷 日本昭和十五年平凡社再版，1940年

《双鹰图》

八大山人以花鸟鱼石闻世，极少见其猛禽题材。清代杨恩寿著《眼福编》初集，跋八大山人画鹰立轴，对八大绘鹰有颇为生动的描述：“山人玩世不恭，画尤奇肆。尝有人持绢素求画，山人草书一口字大如碗，其人失色，忽又手掬浓墨横抹之，其人愈恚，徐徐用笔点缀而去，迨悬而远视之，乃一巨鸟，勃勃欲飞，见者辄为惊骇。是幅亦浓墨乱涂，几无片断，远视则怒眥钩距，侧翅拳毛，宛如生者，岂非神品。”杨恩寿此作以讹传讹处较多，虽未必为实证之语，但也颇为形象传达出八大挥毫的潇洒之态。

查阅八大相关诗文著述与画跋，有关鹰的记载殊为罕见。八大绘鹰渊源何在？由于文献缺失难以查证。一说八大之鹰，远学明代画鹰高手林良。李梦阳曾赞林良鹰作：

百余年来华禽鸟，后有吕纪前边昭。
二子工似不工意，吮笔决眦分毫毛。
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
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

以“双鹰”题材为例，列在八大名下目前存世画作有三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双鹰图》（后文简称“大都会本”）；上海博物馆藏《双鹰图》（后文简称“上博本”）；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双鹰图》（后文简称“南昌本”）。三幅画作之中，“大都会本”依画面题记确定为八大山人1702年所作；“上博本”为1699年所作；“南昌本”无年款。三幅《双鹰图》均钤“八大山人”白文印与“何园”朱文印。此“八大山人”白文印，一般出现在八大晚期即1684至1705年期间。“何园”朱文方印使用年限一般断定为1699至1705年间。分属三个藏地的《双鹰图》，恰恰均钤有“何园”朱文方印，则“南昌本”由此推断大体也是在1699至1705年之间所作。也就是说，这三幅《双鹰图》均为八大六年之内的手迹。此时段按照王方宇先生对于八大山人创作的分期，属于八大山人晚年的创作盛期。但是值得商榷的是，这三件《双鹰图》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与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