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人大概会觉得，这位女画家饱受苦难，生命凄惨，即使获得名声，但代价也实在太大……可是且慢，我的参观还没有完，在蓝房子最里面的一栋平房内，还有一个弗里达的服装首饰展，走进去看见她生前穿戴的各式裙子、披风、项链、手镯，包括她一条假肢穿着的红色雕花小皮靴，顿时叫人看见了她生命璀璨的一面——了不得，这个墨西哥女子多爱美啊！

她是一向盛装的——她留下的照片已经展示了这一点；她的众多自画像也如此，哪怕是画有伤口或者血淋淋心脏的画面，她也叫自己华服美冠，冷艳而冷静，绝少披头散发呼天抢地……叫她对生命中的痛苦皱眉哭泣，那是想都别想。即使她必须一直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一个人才竖得起来，而这又会让她的身体终日处于疼痛之中，她也不肯叫自己的身体软趴趴地横着，摊着，宽袍大袖地拖沓着。她从来都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着五色的墨西哥民间服饰，头戴花冠，站在人前必定是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光彩照人的。

我好像有点明白弗里达为什么会成为墨西哥文化符号的原因了。想想看，她这样一个人对于装扮的讲究，蕴含着别的爱美女子绝不会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她对于主流文明的抗争；二是，她对于生命的抗争。

第一点的理由是，展出的弗里达服装全是墨西哥衣裙，即那种被称为“特万那”（tehuana）的服装风格——在深色或黑色的底料上绣出灿烂艳丽的大花朵，美得轰轰烈烈；或是有明丽抽象图案的短上衣配长裙，头戴花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特万那风格，就去看弗里达。但这样的美带着“土气”，在20世纪早期上层社交圈子里分明是扎眼的“异类”，甚至就在墨西哥城本地，在弗里达盛装出门时，墨西哥城街道上的顽童见了都会从后面跑上来问：咦，马戏团啥时候来城里了，你们什么时候演出啊？

其实说起来，弗里达身上的西方血统应该更多，她的父亲是匈牙利移民，母亲是西班牙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算半个西方人，她丈夫里维拉跟西方艺术界的大腕们混得风生水起，他们夫妇交往的西方朋友比墨西哥本地的更多。然而这些都挡不住弗里达我行我素，用装束来宣示自己的文化立场——热爱墨西哥！

我们女人真的知道，让自己衣着与主流不同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做得到，必须是内心真正强大的好角色才有自信那么去做。比如中国现在的白族舞蹈家杨丽萍，也能鲜明而从容地热爱着民间文化，她全身上下民族服饰，提着竹编的篮子，把自己做成了世界社交舞台上的一道风景。然而，这却不能乱学，除非你已经把每一个细胞都先活成了杨丽萍。

弗里达也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是弗里达，一点不掺别的东西；她一向有自己的爱憎取舍，从不跟随“流行”。比如她说：“我对于木匠、铜匠等人感觉更加可亲，他们远比那些大群的脑袋空空的所谓有教养的人群更值得亲近。”再比如，在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超现实主义领袖普吕东赏识她时，她头脑非常清楚地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真是明白人呐！

第二点是对生命的抗争。弗里达是这样概括自己人生的：“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到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撞车的后果是让她的肉体从此生活在刀尖上——每日的肉体疼痛；而遇到不断出轨的丈夫，则是把她的精神从此也放在了刀尖上。

说到她与里维拉的关系，起先她只是跟他学习绘画，之后发展为爱情，里维拉是真心喜爱这个有个性的女孩子，殊不知，他的爱情是加了砒霜的蜜。他战胜不了自己喜好女色的天性，即使爱自己的妻子，也完全不能停止不断出轨。伤到弗里达最深的一次，是他居然和弗里达的妹妹有染了，弗里达受伤至深，选择离婚。其实离婚之后两人都非常痛苦，谁都离不开谁，于是复婚。在蓝房子里至今放着两个钟，指针指向她生命中的两个时刻，一个停在1939年9月，她因里维拉与她妹妹偷情而与他离婚的时间；另一个停在1940年12月8日11点，她和里维拉在旧金山复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