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后，法国美术学院的影响真正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

历史上，法兰西美术学院的存在意义是诸多方面的。

首先，它是一种对艺术及其创造者的重新界定，也是对所谓法国官方艺术的界定与肯定。那些在同行眼里享有名望同时被国家所看重的艺术家组成了特定的评审委员会以确立若干的标准，区分艺术的优劣甚至挑明什么是危险的艺术，从而，他们所认定的最好的艺术就是法国官方的艺术。

其次，保护法国文化不受损害，在学生和提交年度展览作品的艺术家中拒绝那些离经叛道的、激进的东西。这可能是学院派艺术沦为保守一翼的重要原因，但是，与此同时，也确实在整体上，保持了法国艺术的不俗品质。

第三，作为国家的机构，除了提倡一系列的艺术标准之外，也要监督法国的艺术教育。艺术家学什么，艺术作品该是什么样以及谁有资格承担创造法国的艺术的重担等，都受到了学院的影响和控制。因而，法兰西美术学院对法国美术教育的影响可谓全面而又彻底。事实上，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17世纪以后，欧洲的艺术中心逐渐从意大利转向法国，法国美术学院的影响真正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俄国的列宾，美国的萨金特、惠斯勒，瑞典的佐恩，以及中国的林风眠（1918年）、徐悲鸿（1919年）、常玉（1920年）、潘玉良（1921年）、方干民（1925年）、常书鸿（1927年）和颜文樑（1928年）等，都或多或少师从过法国的学院派画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影响最深的其实就是法国的学院派美术教学体系。由于历史画是学院派心目中最为重要的，而历史画不能不涉及人物的描绘，与人物画相关的训练就显得举足轻重。中国的艺术学子从面对石膏像的临摹到人体模特的现场写生或描绘的做法，恰恰曾属于法国学院派基本训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至今仍在坚持这一教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