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指出的，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市场都必须遵循稀缺性原则，且某种关于精神天才的设想，似乎是把稀缺程度（这是一个基本由金融化衍生品的利润驱动的市场所需的）正当化的唯一方法。自工业革命以来，艺术界一直以“真正的艺术”是无价和稀有的这一理念为基础；先锋派对这一原则的挑战又被它吸收和恢复，也让“真正的艺术”的定义持续变化不定。但事实上，这种状况完全有利于艺术品市场中目前的玩家，就像市场波动有利于债券交易者：艺术品价值的快速变动和新艺术家的发现，为创造利润提供了新机会，尤其是给那些事先对规则将如何变化略有了解的内幕交易者（往往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参与了规则的变化）提供了机会。这正是画廊老板和策展人的工作主要所在。价格飙升，观念革命，新的发现，以及艺术家、画廊、策展人、评论家之间不断的角斗——所有这些共同表明了一个微妙的论点：金融市场的特有逻辑，创造性破坏、自我营销和投机的结合就是自由，这确实是在最精炼的精神层面上的自由。毕竟，如果这种运动不能让人雀跃，它就什么也不是。它就像一场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游戏。但商业世界金融化的高峰往往也是这样；所有这些和商业世界一样，只有在隐含的、绝不能被挑战的背景下才能发生，最终不可被挑战的东西正是排斥性结构。

我们不想就此结束，然而……（或艺术共产主义II）

我们的结论可能看起来很悲观。艺术仍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自由观；但是追求个体版本的浪漫主义自由，似乎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对金融资本逻辑的确认，正如追求集体、民主版的浪漫主义自由（其中艺术对于所有人都是自由/免费的）——如果人们相信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和他的同伙的话——会不可避免地引向古拉格集中营。

但在我们看来情况不至于这么糟。

事实上，由于金融资本的逻辑从根本上说并不怎么吸引人，它持续运作只是因为……诱惑——这是诺瓦利斯的梦想的最终实现，即解除那摧毁我们的游戏感、美感和创造感的暴力——始终威胁着它。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托多洛夫杰出的论文“先锋派与极权主义（Avant-Gardes & Totalitarianism）”表示反对，文中他警告说，先锋派的浪漫主义要素总会通往极权主义。托多洛夫强调说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往往都会落实先锋派艺术家的设想，也就是根据某个总体计划彻底改变我们共同的现实。如果正如阿多诺那句著名的话所说，“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再写诗了”，这只是因为诗歌是罪行的同谋。

那么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个特点是它决心把诗歌从政治中根除，先是把权力移交给乏味的技术官僚，再移交给更乏味的管理者，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设想，那恰恰就是没有设想。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近在眉睫的、受威胁的人可能远超过二十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的总和的气候变化危机，已表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的统治可能更加危险。

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恰恰是这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预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件作品是沉没的难民船和立陶宛分馆，这是一首关于世界末日的谦虚的颂歌。所有人都在建立救赎性叙事的不可能性中狂欢。毕竟，我们作为观众究竟被提供了怎样的答案或参与讨论的方式？除了没完没了的排队、聚会、利益、锦标赛，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厄运片段的所有权的展望以外，什么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对艺术家和策展人的专家资格的分析，或对任一特定作品的复杂与微妙程度的评估，都是一项不大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想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艺术界模型的可能性。有时人们说，在目前从事高频交易技术开发的数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当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转而尝试设计能替代资本的方案，我们也很快就能得出许多个可行的经济体系的大致轮廓。如果我们把用来发明新艺术品、发明关于艺术本质的理论的创造力，用于想象制度性结构本身的不同组织方式，会怎么样？艺术共产主义究竟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