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羲之，草书远宦帖

唐，颜真卿《刘中使帖》

反映在书画领域，出现了一些如书法家张瑞图、王觉斯、倪元璐，画家戴进、吴伟、蓝瑛等人。在他们作品中，笔墨形态浮躁、浅露，形象单薄，反映出了他们在创作心态上那种受市民文化影响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故而为当时的董其昌所鄙视。董其昌作为一个贵族文人，他显然是确守我所认为的传统文人那种化阳刚为阴柔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沉着遒劲、圆转自如、不燥不淫、腴润如玉、起伏有序、纵横如一，寓阳刚于阴柔之中，含蓄之中又复归于一种平和的自然状态，表现在具体的笔墨形态中也就是下笔的几根线条要坚韧而有弹性，墨与色呈半透明感而层次分明。在面对着市民文化中各种复杂的理念和行为对书画家的腐蚀和干扰，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笔墨精神在裂变的时候，无独有偶，书法和绘画的艺术本体在当时也发生了一种新的缺失，因为任何艺术在表现的过程中都有一种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轨迹。表现在书法艺术上，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表现在绘画上，从写真到写意，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如陈淳、徐渭、八大山人等写意画家，他们要求更自由和大胆的开拓表现领域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原来画家以中锋运笔为主的帖学为笔墨表现的基础就显得有些不足，显然需要以碑学中隶书、楷书那种方圆结合、刚柔相间的用笔和笔墨形象掺与并用，以满足不断拓展的表现形式，因而碑学中的隶书、楷书及草书等各类纵横不羁的笔墨现象开始在画家的作品中不断体现。就在这种书画家的艺术思想和笔墨表现上产生分化的情况下，与董其昌的竭力反对和焦虑不同的是，另一位贵族出生的绘画艺术家石涛就显得更有智慧和勇气，他大胆地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面对着当时创作思想中的分歧和混乱，石涛认识到市民文化的出现和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他作为一个文化精英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市民意识对艺术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有所破坏，而最终导致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堕落而庸俗。他首先坚定以笔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绘画，包括书法和各类学养合力铸成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精神在绘画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所以一方面他身体力行的走出书斋，搜尽奇峰打草稿，以此表现生活，另一方面在笔墨表现上吸收了除帖学以外各类碑学的用笔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