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赵佶 行书蔡行敕卷 （局部） 金笺墨笔

纵35.5厘米 横214.6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北宋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徽宗的书法艺术风格脉络，“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初与王晋卿、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可以看出，徽宗的书法艺术与黄庭坚、吴元瑜、薛稷等书家有着师承关系。徽宗的书法艺术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不凡的成就，在师古与创新中，一方面具有明确的师法对象，以及作为皇权的掌握者有能力遍观历代书迹，得到书学正统的滋养；一方面在学习黄庭坚、薛稷的基础上锐意创新，自出机杼，独创“瘦金书”。

关于徽宗的“瘦金体”书风，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要是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清叶昌炽《语石》称：“其书出于古铜甬书，而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称瘦金书也。”杨仁恺在《宋徽宗赵佶书法艺术琐谈》一文中认为：“（瘦金体）就形象而论，本应为‘瘦筋体’，以‘金’易‘筋’，是对‘御书’的尊重”，并就书法风格形成提出新观点，“原来此楷法并非赵氏所创，是从唐薛曜所书《夏日游石淙诗》而来。”由此可见，徽宗笔下的瘦金体书风与唐代书风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源，褚遂良、薛稷、薛曜的书风倾向于瘦劲、刚健，促成了瘦金体书风在结体上中宫收紧、四面辐射、重心上移，用笔上凝练爽利、锋芒外露、笔意连贯，在转折和停顿处多生圭角，有鹤脚之意，整体呈现出清丽潇洒、逸趣昂然的风貌。徽宗的《楷书千字文》《秾芳诗帖》等书法作品中将瘦金书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对赵佶瘦金书真迹赞云：“金缕之妙，细比毛发，殆与神工鬼能，较奇逞异于秋毫间。”诚然，将如此精妙的瘦金书融合到绘画艺术中，顿然仙气弥漫纸面。

徽宗的瘦金书与其绘画相得益彰，王簃轩在《宋徽宗书法研究》文中认为：“宣和御府内晋唐书家作品种类、数量众多，而赵佶独选薛曜，其审美倾向也就此体现出来，这在其绘画作品中便有所体现。”东坡云：“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在徽宗的绘画中直接兼具三者，相互辉映。诗书画三者之间的关系被滕固解释为“一是书与画的关系，二是诗与画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徽宗的绘画中看到三种艺术融为一体，如《腊梅山禽图》和《芙蓉锦鸡图》等作品，以瘦金书题诗，用笔瘦劲，行笔忽快忽慢，转折提按顿挫痕迹夸张，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同时瘦金书的题跋也成为画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丰富构图，充实画面。

《腊梅山禽图》属典型的工笔画，用笔用墨一丝不苟，恰到好处。瘦金书的笔画和画法之间存在内在的联动，从技法角度对墨线的勾勒进行分析：梅树用笔顿挫参差有力，关节处生出圭角正合梅树自然生长结构；花瓣用笔提按明显，起笔劲峭，收笔流畅，线条圆实有力；鸟的画法用笔强弱恰好将羽毛的软硬表现出来，物象结构表现精确。瘦金书用笔流畅，转折处顿挫有力，对于鸟、花和梅花枝干的形体表现恰如其分。赵孟言：“道君聪明天纵，其于绘事，尤极神妙，动植之物，无不曲尽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同时，以瘦金书题诗，使得画面更加精美典雅、饱满有度。这正是徽宗以瘦金书作画题诗的要妙之处，书与画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相互辉映，开启了诗书画印一体化的进程，对文人画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