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发掘现场

曹操对汉代“厚葬”之风的变革，简单地说是对汉墓的简化，但这种简化并不意味着简陋，仍然要体现帝王之尊，也要遵循一定的礼制，“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晋书·礼仪志》）。于是，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汉代，以“薄葬”为特征的新的陵墓制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禁绝了醒目的地面标记，如“不树不封”，地面不再有高大的封土，也没有了墓碑、祠堂、神道等，如魏文帝曹丕的《终制》所言：“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曹操父子的这种变革有可能是出于对陵墓被盗的担忧，曹丕《终制》明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禁止地面标记的规定并非仅仅停留于纸上，而是真正实施了的，因为与汉代陵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至今没有发现曹魏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地面设施，既没有封土，也没有墓碑，更没有发现寝殿、祠堂、神道等设施，山东东阿鱼山的曹植墓如此，这次发现的“曹操墓”也是如此。

地面上的标记性设施被禁绝之后，某些原本在这些设施内举行的一些礼仪活动可能改在别处进行，如在邺城西北角的铜雀台上“施八尺床，张繐帐，朝晡设脯，备之属月，朝十五日，则向帐作伎”（陆机《吊魏武帝文》）。

其次，禁绝了随葬品中的明器。汉代的随葬品一般包括两类性质迥异的物品：一类是专为丧葬而设的明器，包括遮盖遗体的物品（如玉塞、玉琀、玉覆面、金缕玉衣等各类“葬玉”）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如人俑、动物模型、家具模型）；一类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物，或为具有纪念意义之物（如曾用的兵器），或为日用之物（如各类衣物和佩戴饰物）。第一类物品并无实用价值，其中的葬玉之类贵重物品又很容易诱发盗墓，所以在经济十分凋敝的曹魏时期，曹操提出“无藏金玉珍宝”应该主要指的是这类明器。这次的“曹操墓”中没有发现任何“葬玉”，也没有发现汉代盛行的偶人与俑。至于出土的玉珮、铜带钩、铁甲、铁剑、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等物，都应该是身前佩戴之物或珍爱之物，与衣物一样，都是“曰有不讳，随时以敛”的第二类物品，与“无藏金玉珍宝”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