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及明朝，以鼠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除前揭卢元明的赋外，亦有唐陆龟蒙《稻鼠赋》、宋刘克庄 《劾鼠赋》、明桑悦《鼠赋》、孙承恩《贪鼠赋》、刘纲《鞠鼠赋》、孙永柞《憎鼠赋》，多以鼠类的贪黠性格来做比兴。这些性格也多半出于人的想象。唯独苏轼《黠鼠赋》翻出一新，描写一只被装进袋中的老鼠，发声引人注意，继而装死，诱人扔出之后，落地脱逃，着实有趣。而以鼠入画则更为特殊，邓椿《画继》“禽兽虫鱼”中并无“鼠迹”，只在“铭心绝品”目下记载有黄筌的《鼯捕鼠图》。《宣和画谱》十五卷记载有边鸾《石榴猴鼠图》，应是在本卷“花鸟”中的逸品。此外，钱选也画过《硕鼠图》《禾鼠图》等关于鼠的画作，可惜并未传世。然从邓文原的《题钱舜举〈硕鼠图〉诗》来看，图画可能也多从《诗经》化出，“禾黍连云待岁功，尔曹窃食素餐铜，平生贪黠终何用，看取人间五技穷”。总体说来，这些有关鼠真实形象的描绘，皆不脱大足石刻《猫鼠图》的意涵，是将鼠作为人的对立面来画。这样显然是题材比较狭窄，画作鲜少也可想而知。

元明之后的画坛，文人画成为重要的阵营。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画老鼠娶亲、嫁妹题材的热闹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画。这一灵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挥，颇有鼠之狡黠。比较而言，较早画松鼠的钱选、葛淑英多半只是单纯绘之，到了朱瞻基、孙隆等人，则有意混淆。彼时，吉祥寓意文化也于民间滥觞。两厢映衬下，八大、虚谷、华喦、赵之谦等均有松鼠的画作，形成系统，并影响后世。甚至竹刻“三朱”之一的朱缨刻有一件竹雕松鼠纹盒，讨人喜庆。而虚谷《柳栗鼠图》则翻作新曲，松鼠翻转腾空的姿态跃然纸上，承袭黄筌以来的写生之法。

而真实的鼠像，则有任熏《十二生肖图》，其首开则为书房闹鼠，其渊源或出自雅集、博古图，在主人案头则绘置一柄汉代雁足铜灯。老鼠、油灯等图像语码，被齐白石所借鉴。他的《灯台三鼠图》，画风更趋近民间，大众喜闻乐见。这就是从干支“子”而至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