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些著名插图中常见的按语“参考实物”（d’après nature），则通常仅表示画家参考了已出版的有效图像，尤其是在旧制度时期。当然，这问题还值得更深入探讨。16世纪，自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之后，博物学家重视忠实于实物。但是，直到18世纪末，作品之间仍存在不断互相借鉴。博物画藏品内也有许多绘画显得“僵硬呆板”，不禁令人猜测它们是参照干燥的植物标本或者填充式动物标本绘制而成。伟大的艺术家尼古拉·罗贝尔的虹雉就是典型例子，但是在绘制其他作品时，他都前往凡尔赛宫动物园实地观摩。19世纪，自然博物馆的动物园为艺术家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绘画对象，由此创作的作品往往附详细说明。例如在一幅菲尔明·博库尔署名的犊皮纸画作上，有文字说明：“第一头诞生于欧洲的河马，1858年5月10日出生于动物展览馆，存活10小时。为实际尺寸的1/4”。

作为科学工具，犊皮纸博物画收藏逐步向新的学科开放，如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但与之相关的图画往往缺少美感。藏品也添加了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画，如1824年在瓜德罗普岛发现的人类骨架解决了当时的人类化石难题，该骨架图像就被纳入收藏。此外，旅行家的贡献亦受到重视，藏品收入了亨利-约瑟夫·雷杜德在埃及绘制于细料版纸上的五十多幅水彩画。

随后，博物画发展迈入低谷。这无疑与弗朗索瓦·勒瓦扬（Fran?ois Levaillant）、让-巴蒂斯特·奥德贝（Jean-Baptiste Audebert）或康拉德-雅各·特明克（Conrad Jacob Temminck）印刷出版的彩色版画书所带来的竞争有关，也可能是受自然科学快速深刻的演变以及技术手段惊人的进步影响，尤其是显微照相术和摄影技术的出现。摄影术引起博物馆的极大兴趣。1853年，路易·鲁索（Louis Rousseau）和菲利普·波托（Philippe Potteau）开始发表《动物摄影》（Photographie zoologique）。同年，博物馆新增了一件罕见的菊石标本——美丽羊角菊石（Criocerasformosus）。摄影与犊皮纸水彩画同时进行记录，两种图像可以相媲美，让人无法取舍。

1850年以后，新增的犊皮纸博物画数量极少。它们由经常光顾自然博物馆的艺术家们绘制而成，这些艺术家通常非博物馆工作人员。1905年，用以增加藏品的年度经费被取消。但在自然博物馆内，科学和艺术始终结伴同行，犊皮纸博物画就是最好的证明。接替卓越前辈的当代画家也同样重视犊皮纸绘画的科学精确性。若这些美轮美奂的图画藏品真的不再被科学需要，它们的艺术价值也会永存，并继续为我们提供视觉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