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花鸟画发展的一些社会、历史、经济等因素，限于我的水平，只好期待着绘画史专家们去发掘，去整理。我只从花鸟画这一角度谈谈它的表面现象。

谈起我国花鸟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写生传统，就首先应从象形文字的创造谈起。当然，彩陶还更早了。我们仅从殷代的甲骨和商周的青铜器上所见到的象形文字(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传写版刻还恐有讹误，不去征引)，已可以看出创造文字者是用现实主义写实的创作方法来塑造形象，使得这一具体形象简单概括、特征鲜明，使人一望而知：羊是羊，马是马，长鼻的是象。我们祖先通过精确的观察、细密的分析、仔细的比较、大胆的概括，创造成为象形文字——单一的绘画，就今日所见到的，起码也有三千多年以上的历史，这是首先值得我们骄傲的(我在这里不预备谈埃及的象形文字)。例如：

羊——“”、“”，这是从羊的前面看，只画出头形，“”这是从后面看羊角、四肢和尾。(并见《金文编》《殷虚书契》二书)

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塑造出鸟的生动形象。(并见《金文编》《殷虚书契》二书)

乌——“”、“”，乌鸦嘴大，全身黑羽，眼睛也是墨的，根本看不到，创造者就抓住这一特点，塑造出乌鸦的形象。这个字义也就从谚语“天下乌鸦一般黑”得到了解释。它和鸟字的分别，只是嘴大，眼睛少了一点，这是多么生动、多么写实呀!(并见《说文古籀补》《金文编》二书)

豕——“”、“”、“”，把猪的形象，极其具体地描绘出来。(并见《说文古籀补》《殷虚书契》二书)

象——“”、“”，象的大鼻子突出地描绘出来。(见《殷虚书契》一书)

此外马就画成“”，鱼就画成“”，燕就画成“”，虫就画成“”……在古代器物的铭文和龟甲兽骨的文字上例证很多，足以说明创造气韵生动的现实主义象形文字，这正是我们民族绘画写生的优良传统。谈民族绘画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应从象形文字说起。

鸟兽草木之名，在商周时代已经在民间歌谣—《诗经》中大量地出现了。同时，劳动人民在商代的青铜器花纹上已塑造了凤的形象。此后简单的花朵、生动的禽鸟等，我们从铜器、陶器、玉器、漆器、砖、瓦以及壁画上都可以见到活生生简练概括的形象。东晋顾恺之(约345—406年)传世的《女史箴图》，在“日盈月满”那一段里，他画了两只朱红色的长尾鸟，一只惊飞回望，一只伸颈欲飞，非常生动，在流传至今的卷轴画上，这要算是最早的了—当然长沙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见北京历史博物馆印行的《楚文物展览图录》十二)更在前。自东晋经南北朝到隋唐(公元4、5、6、7世纪)，中国绘画汲取外来文化，营养自己，更加多样化。那时在文献上已有一些花鸟画家出现。同时，民间画家的遗迹，在壁画上、墓葬砖瓦碑碣上、建筑物上、日常生活器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丰富、生动活泼的花鸟画和花鸟图案画，直到它完全发育成为单一的绘画——花鸟卷轴画。

女史箴图(局部) 东晋 顾恺之

卷 绢本设色 28.8cm×348.2cm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龙凤人物帛画 战国

绢本墨笔 31.2cm×23.2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唐代(公元618—907年)的花鸟画家，据《宣和画谱》(书成于公元1120年)的记载，只有八人。书上谈到薛稷画鹤，说他是写生，不但是形神姿态如生，而且一望即知鹤的雌雄和鹤种的南北，所以李白、杜甫都写诗来称赞他。现在流传到域外的赵佶的《六鹤图》，很可能是沿袭了薛稷的画风传下来的。书上这样说到边鸾：新罗国送来一只孔雀给皇帝(唐德宗李适)，这孔雀善于舞蹈，皇帝就命边鸾画它，画成，仿佛孔雀真的按着音乐的节奏婆娑起舞。又说，萧悦画竹，被当时诗人白居易看见了，作诗题他画竹说：“举头忽见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民族花鸟画的写生传统，是抓住对象一刹那的动态把它表现出来，这和把画花(包括画竹)画鸟认为是静物画恰恰相反。《宣和画谱》又说，郭乾晖善画鹞，他常住郊外，养禽鸟玩弄，偶然心有所得，当即用笔作画，画成，格律老劲，曲尽物性之妙。上面虽仅是些文献上的记载，但我们看一下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簪花仕女图》里所画的花和鹤，尽管画家不是花鸟画的专家，也可以看出它相当的生动活泼。在这时期里，民间的花鸟画更加发达，在壁画上、器物上、雕刻上都显示出繁荣富丽、生动活泼的作风，比前代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