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早年跟族叔任熊、任熏学画，并跟任熏在宁波一边学画，一边卖画，时间长达四年。也就是说任伯年从涉足画坛之初，就受到海派书画家群体中代表性画家的言传身教。任熊、任熏作为海派书画前期的领军，他们有着深厚的传统、精湛的造诣、全能的画艺，人物、花卉、山水、翎毛、走兽、虫鱼无所不能，尤擅长于人物肖像，这正是作为海派中职业画家所具有的从业能力与艺术资质。而任伯年也正全面师承了他们的画风艺格与创作意识。画法工整严谨，线描畅达劲挺、用色酣畅明艳、气息高古朴茂，亦工于人物肖像，展示了海派主流画风和市民欣赏特性。

任伯年是1868年10月在苏州相识胡公寿的，并为之作《横云山民行乞图》。就在这一年的冬季，任伯年正式定居上海后不久，胡公寿即向古香室笺扇店推荐他为住店画家，得到了胡多方的生活照顾。胡公寿的画斋为“寄鹤轩”，而任伯年取“依鹤轩”，反映了任对胡的感恩之情。任早期绘画主攻人物、花卉，而胡公寿的山水功力颇深，任时常向其请教，方悟山水之道。曾是任伯年的同乡、后成为吴昌硕入室弟子的陈半丁亦回忆“作画要站着画，不要坐着画，任伯年得胡公寿指点，在创作过程中，曾把纸铺在地上，人跑到楼上看下来。”徐悲鸿亦佐证了这段史实，他在任伯年所画《胡公寿夫人像》上题跋曰：“伯年与胡公寿交甚契，此胡夫人像，戊辰之秋，与公寿之乞食图同归乎吾，皆伯年早岁笔也。悲鸿。”

任伯年与吴昌硕情在师友之间，当年吴昌硕从苏州来上海时，曾带了数幅任画的梅竹等花卉回苏州临摹，日后再请任指正。而任对吴深厚的书法功力、独特的金石印风和即兴吟诗的才气亦十分仰慕，他们亦时常切磋书法、金石。《海上墨林》第三卷曾记载：“有一天胡公寿对吴昌硕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因为吴习画是在30岁以后。当时任伯年在座，即跟着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见山也说：‘画不以画出，而造艺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的。’”从中可见任伯年对吴昌硕才华的服膺，任的书风亦受吴的影响而变得笔力遒劲。吴昌硕亦真诚地称他和任之谊是：“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

任伯年正式定居上海后，还和另外一位重要的海派书画家高邕之订交。高邕之出身于名门，其父高树森为苏松太道吴煦记室，后入李文忠幕，襄订通商条约。高邕之以书法名世，得魏碑之气韵，线条雄强郁勃。亦能作画，取法于八大、石涛之间。家中富收藏，任伯年曾从高邕之处看到八大山人画册，相见恨晚，时常在高家临习，深为八大超逸高雅的画风所叹服，并悟用笔之法，画风就此焕然一新。《海上墨林》曾载“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画，必悬腕中锋。自言‘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由此可见，正是海派书画家群体的创作效应，使任伯年完善了自己的绘画技法，拓宽了自己的审美视野，提升了自己的笔墨境界，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追求与个体性的突破中，形成了任伯年那种典雅绚丽、富美清新、雅俗共赏的风格，使海派书画实现了历史性的嬗变和经典性的更新，从而标志着海派书画艺术形态化和创作对象化的真正形成。

吴昌硕以“画奴”印相赠——海派书画的社会运作

任伯年从艺之始就进入了市场化程序，并在不断地与顾客的交往中，根据新兴市民的情趣调整改变自己的画风。

任伯年所处时代的社会氛围和创作环境，已是具有鲜明的商业意识和严峻的市场挑战。鬻画谋生赡家，可以讲就是海派书画家的生存方式，海派书画的崛起依靠的就是商品经济杠杆的社会运作。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商业的兴盛，离不开社会的运作。而海派书画之所以能在清末迅速发展，凭籍的就是商业化市场的推动力。最著名的观点或是史料见证就是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卷六》中所说的：“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买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如果说在早期，胡公寿以其久居上海的资历、钱业公会礼聘身份成为海派书画家中的强势者，那么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任伯年的影响则覆盖了全上海。其中除了任伯年独特的风格、创新的面目、精湛的技艺外，海派书画社会化运作的最优化、最大化、最强化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任伯年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发挥到了极致。

任伯年初到上海鬻画立身之处就是古香室笺扇庄，这是上海一家大书画庄，也就是讲任伯年从艺之始就直接接触了一线画廊，进入了市场化程序，并在不断地与顾客的交往中，根据新兴市民的情趣调整改变自己的画风。同时在富有经济经营意识的胡公寿的帮助引见下，先后与上海的实业家、老板等相识。如“古香室”的经理胡铁梅、银行家陶浚宣、“九华堂”老板黄锦裳、大商人章敬夫等交往，特别是与黄锦裳、章敬夫等成了好友。章敬夫曾在《任伯年先生羽族五伦图记》中曰：“沪之地，海口也。其县治僻居海上，非大都会而繁华日甚。自外洋互市以来，辟为六埠，贵绅富贾，辐辏其间，遂以称雄天下。山阴任君伯年，以写生妙手客于此者三十年。一时与游者，皆海内闻人，互相切磋，学益精，画益工而名亦重。君雅与余善，每见如平生欢。”可见章氏对任伯年的极力推崇及与任亲密的朋友关系。而黄锦裳乃是儒商，自己亦喜好书画而收藏宏富，与任伯年、胡公寿、虚谷相交甚深，被称为黄氏“三友”。据《海上墨林》载光绪十年（1884年）人日(正月初七)，黄锦裳不顾漫天大雪踏访任伯年，任深为友情所感动，伯年驱寒作画相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实业家、老板向任伯年订了大量的画作，不仅使任伯年名声大振，而且画价飙升，使任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就成为海上画派首屈一指的大家。《淞南梦影录》云：“各省书画家以技鸣上者不下数百人。”而任伯年则是一枝独秀，在画市上人气最旺，这无疑是成功的社会运作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