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是睿智的，他不仅吸纳欧化技法，而且学习近邻日本浮世绘的图式。兴起于17世纪初（江户时代）的日本浮世绘，至19世纪中后期，已进入了鼎盛期，并传入了东海之滨的上海。如当时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就有不少日本浮世绘画家的作品。浮世绘主要有两种形式：“绘本”与“一枚绘”。“绘本”即是插图画本，“一枚绘”是单幅画本。按制作方法、套色分类又可分为“墨绘”“红绘”“漆绘”“锦绘”“蓝绘”等。浮世绘由于其构图的饱满雍容、造型的夸张丰腴、色彩的瑰丽华美、线条的飘逸流畅，因而在当时的东方及西方美术界影响颇大。如法国画家马奈1866年创作的《吹笛少年》，就运用了浮世绘的造型方法与色彩效果。荷兰画家梵高创作于1889年的《星夜》构图及涡卷图案，也参考了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神奈川冲浪里》。同样，与马奈、梵高同时代的任伯年也在自己的绘画中运用或变通了浮世绘的构图法与色彩法。如他的《双仙献寿》《苏武牧羊》就有鲜明的浮世绘造型技法与色彩敷色。而12屏的《群仙祝寿图》就采用了“绘本”的通景结构图式。最典型的是被称为“任画之王”的《华祝三多图》，整幅画构图丰满，富丽堂皇，运用了浮世绘中“红绘”“锦绘”“蓝绘”等多种方法。为此，当时英国的《画家》杂志评论道：“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19世纪中为最有创造性的宗师。”也就是说任伯年在吸纳了西洋画、浮世绘的养料后，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传统中国绘画的创作方法与技术手段，从而把海派绘画推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历史高度和艺术层面。而以往在任伯年的研究中，他的这个划时代的杰出贡献是被忽略的。

从顾恺之的“传神在阿睹”到陈老莲的铁线描，从欧洲绘画的人物造型到日本浮世绘的构图色彩，任伯年的人物画是真正体现了民族精神和东西风范，因而具有国际化的表现理念及审美形态。由此可见，正是开放的海派文化艺术圈为任伯年的从艺构建了一个宽广而多元的时空，从而引领了海派书画的审美时尚和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