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文物就是这艘船”

“水晶宫”玻璃墙外侧，不少孩子踮着脚努力想要看清墙里侧的人到底在做什么，眼中写满好奇。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其中奥秘，但难得一见的场景已经深深刻在脑海中。

作为遗址类博物馆，“水晶宫”的透明设计让大家得以“窥见”神秘的考古发掘过程，实现了设计之初“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的构想。站在“水晶宫”外侧或顶部，人们能够清晰看见考古工作者发掘、测量、清洗、装载……发掘出的文物被浸泡在各种溶液中，一箱箱在周围摆了好几圈。“很少能看到这么‘原生态’的文物。”一位观看的游客说。

整体打捞为迁移式保护打下基础。魏峻认为，“南海Ⅰ号”把保护和发掘放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最大限度保存了考古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也是一种考古观念的转变。而做到这一切，专家之间有过无数次争论。

“南海Ⅰ号”打捞上岸后，一个个谜团催促着人们对沉船进行发掘。但巨大沉箱内塞满的淤泥裹着的是一团未知，谁也不敢轻易下手。“我当时主张完全在水下发掘，保护压力会小一点，对考古展示和水下考古学科建设都有利。”崔勇回忆，当时陆地、水下、饱水三种方案针锋相对，每一种都史无前例。

经过2009年和2011年两次试发掘，专家组最终确定在沉箱内实施“饱水发掘方法”。这样一方面便于利用成熟的田野考古技术，同时又可防止因环境剧烈变化而造成船体及船载文物损害。“现在看来这种方法更好。”崔勇说，自己在发掘方案上是“主动认输”的。

全面发掘开始后，现场分成发掘组、文物保护组、测绘组、工程组等，环环相扣、互相配合。玻璃墙外的游客看热闹，墙内的门道却千丝万缕、错综复杂。越来越熟练的配合逐渐加快了发掘进度，之前几年每年发掘提取文物1-3万件(套)，到2018年一下子发掘超过10万件(套)。

“大量清理出的文物一下子就把压力转到了保护上，不同种类的文物问题纷繁复杂，对我们提出了‘全科医生’的要求”。项目保护组成员陈岳说，这些文物泡在海里800多年，和陆地出土不一样，要根据材质进行不同的处理。单单10多万件瓷器的脱盐，就是日夜连轴转的大工程。同时，海量碎片的拼接修复、漆器加固、粘连金属器的分离等也考验着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智慧和耐心。

“不过最重要的文物就是这艘船，也是保护难度最大的。”项目保护组组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副所长李乃胜对船体修复格外重视。800多年前的古沉船实属罕见，但装载大量铁器的“南海Ⅰ号”大多数船舱都被铁器凝结物腐蚀过，出水后环境改变更使得铁锈加速滋生蔓延，加上微生物病害，木船构件的纤维素都有不同程度的降解。

于是，现场发掘更加小心翼翼。木船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木船上方，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将水分固定在木材表面和内部，抑制使木材降解的微生物种群，有效防腐。保护组还适时评估船体几十个监测点的受损情况，并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

“文物发掘结束后，我们会逐步洗去船体的淤泥、表面凝结物，主要是脱除铁锈这个大难题。”李乃胜说，在这期间他们会实行分舱保护，把铁锈舱和别的舱完全隔开，避免“交叉传染”。啃完这块“硬骨头”后，就能做船体填充、加固、干燥和缺失修复了。

李乃胜将这些复杂过程说得举重若轻，但仅清洗、脱盐除锈这一环节就需要3到5年左右，填充加固及干燥更是要10年以上，整个保护过程可能需要一两代考古人、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与漫长的文物保护同时，另一项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每天，只要船体多清理出一层，向勤和同事就必须实时进行测绘，采集“点云数据”和“纹理数据”。这项工作他们从10多年前开始准备，至今一直伴随发掘。“船体工作面狭窄、支撑很多，尤其是左舷特别窄，稍微胖点的人都过不去。”向勤告诉记者，预计明年就能做出船舱整体的三维数字化成果。目前，他们每周都要测量一次船体是否有偏移、收缩等情况，同时海量文物也等着“收获”自己的测绘数据。

“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还原这艘船。”崔勇说，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能够逆向还原“南海Ⅰ号”，不仅能够将文物“拆”下来，还能知道怎么按原样“放”回去。“这能够为以后的发掘提供技术和经验指导。同时‘南海Ⅰ号’也会是一个强大的文物比对系统，今后别处若出土相似但无法断代的文物，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南海Ⅰ号”与中国水下考古

美国作家盖瑞·金德在描写“中美洲”号沉船的作品《寻找黄金船》中写道：“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南海Ⅰ号”的这个句号画得尤为漫长和艰辛。

崔勇至今都无法忘记自己第一次潜入海底拍下“南海Ⅰ号”的那个瞬间。2002年4月的一天，崔勇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入海，本来能见度不高的海底这天却突然迎来了一个清水团。“一下去我就看到船了。”按捺住兴奋，崔勇小心地将船露出部分前前后后拍了个遍，生怕动作幅度稍大都会搅动眼前的“清明”。这段20分钟的影像后来成为“南海Ⅰ号”唯一一段在水下的视频。“之后再也没遇到这么清澈的时候了。”

崔勇是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队员之一，他现在仍保持着每年潜水的习惯。和他一起参加首批培训的同僚，大多都在业内发挥重要作用。30多年前，这一切都还是空白。

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源于一个偶然契机。1984年，一个英国盗宝者在中国南海海域找到一艘沉船，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船上瓷器。当时两位中国专家带着3万美元前往，几天下来却连举牌的机会都没有。沮丧回国后，他们撰写的报告得到国家重视，中国水下考古发轫于此。

1987年，崔勇和一批同样年轻的考古队员加入了我国第一批水下考古培训。他们经过日本水下考古专家“扫盲”，又在与澳大利亚联合举办的考古培训班学习后，基本掌握水下考古知识和技术，但这对于发掘“南海Ⅰ号”还远远不够。直到通过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等水下考古项目积累经验，他们心里才渐渐有了底。

“后来我们顺利进行了整体打捞。从这艘船发现到发掘完成，用了30多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崔勇认为，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南海Ⅰ号”的烙印。“若以后遇到保存较好的沉船，这个模式可以借鉴，但具体方法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最大限度提取信息。”

目前，中国水下考古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培养体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介绍，现在原则上每隔2-3年举办一届培训班，目前已举办了8届，共有145名水下考古队员获得相应资质。“从2017年开始，我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募国际学员参加培训，来自柬埔寨、泰国、伊朗等国家的队员都加入了我们，并获得证书。”

“此前，中国对于古沉船考古所采用的技术和手段都是向外国学习的通用方法。随着‘南海Ⅰ号’出现，中国为了发掘和保护文物，逐渐研究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方法。”魏峻说，海洋工程、环境、气象、测绘等学科加入，加之现代科技运用不断增多，多学科结合的水下考古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对文物和古代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知古鉴今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

“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若未遇意外沉没，“南海Ⅰ号”本该满载丰富的南宋特产，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交汇。“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高潮也有低潮，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算是一个波峰状态。”魏峻说。

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和我国古代贸易的记述甚多。但古代重要的外销商品如丝绸、茶叶等保存不易，且外销瓷器大多散落在国外，“南海Ⅰ号”无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样本。

“清理出的不少器物款式新颖、技术先进且带有外国风格，说明宋代手工业生产因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和海外贸易带动，出现了专门为国际市场需求而生产的外销产品。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产瓷区，出现了来样定制、加工等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生产方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说，唐宋元时期，中国在世界海洋贸易中无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船上发现了很多钱币，古代流入东南亚的中国钱币以宋钱最多，固然是因为当时经济发达、海外贸易繁荣，宋钱制作精美也是重要原因。”李庆新说，当时中国钱币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充当了国际贸易通用货币的角色。由于大量中国铜钱进入国际贸易，还曾引发过宋朝“钱荒”。

尽管贸易发达、商品丰富，重农抑商的古代还是鲜有对于商业的记载，古代商人在船上如何生活，今人很难从史料中得知。“‘南海Ⅰ号’为我们提供了很鲜活的资料，通过实物我们能研究它航行的目的地、船员和商贩构成，也能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明交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魏峻说，“南海Ⅰ号”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等考古资料进一步发布后，才能将船上的秘密慢慢揭开。

除了揭秘“南海Ⅰ号”背后的故事，魏峻认为，历史的积淀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当今“一带一路”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通过“南海Ⅰ号”，我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透过“南海Ⅰ号”，我们能看到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折射出的繁荣景象。“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沿海各国物资交换的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李庆新说，在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基调是和平交往、互利共赢的，它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沿海、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明互鉴。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资源。‘南海Ⅰ号’揭开的历史记忆，能够启迪我们与现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良好互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魏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