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士达《竹林七贤图》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论及了儒家与道家，便也多谈几句信仰。江南一直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在古老好神巫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信仰多样、多教并立的宗教风貌。其中，道教于东汉后期传入江南。晋室南渡后，其中一派天师道随之南下，成为吴地道教主流，被许多世家高门信奉。东晋南朝时，以葛玄、陶弘景等为代表的道教理论家对天师道教义进行改造和充实，剔除了其中违背儒家礼制的主张。由此，自唐以后道教都得到官方认可。可见地域特色的是，江南道教注重修炼长寿，不讲什么“度世”、“兴太平”，不强调为天地立功，教人修炼的《黄庭经》备受重视，可视为生命通达的另一种表现。佛教则是外来宗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江南。三国时期，孙吴都城建业（今南京）已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晋室南渡后，佛教在江南得到进一步传播，多由身为居士的士大夫研习。比起北方佛教的“政治性”，南方佛教更具“哲学性”，并不断与传统儒学、玄学碰撞交融，形成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各个汉传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等。宋室南渡后，统治者推行尊佛重道的宗教政策，提倡儒、佛“共为表里”，各派别之间不再有严格界限，道教还在禅宗影响下衍生出南宗，盛行金丹、吐纳之术，平添了文人气质。

宋孝宗曾在《原道论》中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其实，除了道、佛二教外，江南还宽容地接纳了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文化信仰，这些信仰也并未互相冲突，反而受到了江南通达的性情影响，彼此包纳，和谐共存。

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人物

除了诗性，江南更有责任。这片土地曾多次政权易帜，曾遭遇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数次重大灾难，也曾给予敌寇最顽强的抵抗。江南如“桃源”般美好，但江南的美好从来不在“世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背后是延续数代的励精图治。江南文化的载体说到底还是人。然而，这片土地诞育了数不清的政治名家、军事名将、儒商巨贾、科技达人，哪怕“百杰展”亦难取舍，又如何道得尽这灿若星河的江南人？受展厅面积所限，兼顾艺术性和借展率，展览第三板块“大舍大弃”，只借存世、可得的十数件文物珍品例举两类江南人物：治平济世的、明德修身的，希望能“举重若轻”地陪同大家追思那些铿锵生命。

三国东吴的建立是江南首次展露政治头角，治平济世类人物也从吴主孙权家族墓出土的堆塑五联罐开始，又按年代顺序依次罗列了直至明代的7件文物，它们背后是曾北抗曹魏、西拒蜀汉、生擒关羽的东吴大将朱然，被称为“东南重望，吴越福星”的五代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最为观众熟悉的北宋名臣包拯和同样“清苦守节，廉白是务”的包拯次子包绶，明代开国功臣、保得边疆多年安定的沐英，文武全才的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兼抗倭英雄唐顺之，为政有声、挂起“嘉定恢剿义师”大旗的抗清英雄侯峒曾、黄淳耀。正如唐顺之也是一代儒学大师，平天下与修自我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紧接着的文物主要表现江南思想家和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