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花果册》（其一）上海博物馆藏

海派绘画是理解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1926年，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将海派分为“前海派”与“后海派”两期：前者以任薰任预父子、赵之谦、任伯年等人为代表，特色是兼工带写，蕴含文人清雅趣味；后者唯吴昌硕马首是瞻，以大写意画法一枝独秀，带有浓郁的金石气。海派的范围在其后期又变得广泛，比如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和冯超然，比如张大千、黄宾虹、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都被归入海派范畴[]。此外，在中西美术争鸣的大背景下，以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为代表的远渡重洋寻找“中国画何去何从”答案的美术先驱回到国内，分别任职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上海美专校长、杭州国立艺专校长、苏州美专校长，成为中国西方美术领域的启蒙教育家，对中国美术界影响巨大。于是，所谓“海派”，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标新，又有对中西文化的糅合，更由各地移民共同铸就。第五板块的后半部分从以青龙镇为中心的唐代上海城市发展谈起，围绕后世汇集于上海的各地工艺名家的文房作品，以及前、后海派代表性画家的绘画作品，表现上海由来已久的“海纳百川”特征。

不难发现，“海派”与“商”紧密相关，而正如商圣范蠡三次散尽家财，江南商人除勤勉经营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儒”，文学家对此也多有赞许。如南宋陈亮一反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的说法，认为有利方有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明代王守仁一反孟子“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矣”的说法，提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以清中期定居于扬州的盐商马曰琯、马曰璐为例，他们曾广交文人学者，以极大的精力和财力访书、购书并转抄、精校、精刻图书，还大量资助贫寒文士、创办书院，为清中期的文化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被尊称为“扬州二马”。以清晚期张謇为例，他致力于早期棉纺织业，主张“实业救国”并注重教育，创办了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今东华大学），也是如今复旦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被尊称为“状元实业家”。借用徽州人家至爱的木雕楹联文字“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经济繁盛之余，江南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格外突出，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也理所当然成为新中国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前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