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十五  乾隆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综合以上论述，再联系比对五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所呈现的特点，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年传办粤海关照样仿制的珐琅器，为粤海关发图样送到法国制作，而之后按照乾隆帝谕旨继续照样成做的珐琅器，则皆为广州制造，即“广珐琅”。

三.生产地分析

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年这次传做仿制前朝珐琅器时，很有可能并没有打算去西洋制作，而是粤海关监督德魁对谕旨的误解或者说“过度”执行所致。

首先，从语言逻辑上来看，如果乾隆帝确实打算去西洋制作的话，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其次，“洋珐琅”顾名思义是西洋来的珐琅，但在造办处档案中有关器物制作的记录和皇帝下旨的语境中，通常指代制造技术来自西洋的画珐琅器，或是利用西洋进口珐琅釉料烧制的画珐琅器，未见前往西洋制造的意涵。还有，虽然乾隆帝在三个月前专门强调“嗣后所有传做活计俱要洋里成的”，但仔细研读此档案即可发现，这更多的是针对“嵌假金刚石珐琅靶铁炕老鹳翎鞘小刀”质量不好表示不满。实际上，从后来的档案和实物来看，传做活计并没有送到西洋制作，乾隆帝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当时的粤海关监督德魁可能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造办处档案显示，德魁曾于乾隆三十八年进贡过“金烧珐琅鞘靶小刀”，如其与“嵌假金刚石珐琅靶铁炕老鹳翎鞘小刀”是同一物件的话，不到两年就出现质量问题确实难辞其咎。乾隆帝对办事不力的粤海关监督通常会采取令其赔补银两、罚俸、革职等惩罚措施，德魁就曾在乾隆三十三年因过失被罚俸一年，这次算是比较温和的“警告”，如果工作再出现失误的话，皇帝不太可能还会如此客气。德魁在接到“嗣后所有传做活计俱要洋里成的”谕旨后，不久仿制这十件前朝画珐琅器的任务即到来，因此，他可能明白“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的意思并不是要前往西洋制造，但既然有旨在先，不敢不贯彻执行。

至于乾隆帝事后是否知晓珐琅器为西洋工匠所造，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很可能不知此事。本文开篇已述，乾隆帝从乾隆三年即开始将本朝和前朝画珐琅器物装匣、刻名色签后收藏于端凝殿中，一同存放的还有列祖御用朝珠、康雍乾三代御墨等器物，这次又特别仿制与前朝完全一样的器物且烧制“乾隆年制”款识，未经使用即与做样珐琅器直接送入乾清宫，其纪念意义已非常明显，初衷很可能是为了向先辈之开创精神致敬。因此，如果乾隆帝得知这批器物为西洋人所造的话，不太可能将其与圣祖和世宗的器物一起恭藏。还有，在当时即使是在广州制作画珐琅器，前后也需要五个月的时间，乾隆帝不太可能知晓具体制作工期，所以，虽然赴法国制作器物耗时达两年之久，但如果乾隆帝不是特别惦念此事而刻意催办的话，粤海关监督也不会主动奏报，笔者查阅乾隆四十年及以后清宫造办处档案和两岸故宫博物院所保留的宫中奏折档，尚未见到有关记载。

四.小结

菊花纹壶和其余九件器物的原配木匣已佚，从命名规律上来说，当时的木匣上应该会刻有“洋珐琅”字样。因此，从纹饰、工艺特点等方面判断，笔者完全同意施静菲的观点，即清宫旧藏的画珐琅器物所谓“洋珐琅”者为广东所产，亦属于“广珐琅”，需要略作更正的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器物为远在西洋的工匠制作。

乾隆帝将仿制前朝的画珐琅器装匣、刻名色签后恭藏于乾清宫端凝殿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乃德魁发图样送到法国所造，并且有一个法国工匠竟然在菊花纹壶底留下了名字。虽然可能是出于一场误会，但这批画珐琅器却意外地成了中法交流的历史文化见证。

拙文仅仅是个开始，有多项问题尚待解决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文中所提多件器物参考号均为“吕四七五”，却与《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不符，考虑两岸故宫博物院都存在此现象，推测问题有可能发生在文物南迁之时，具体原因尚待研究。菊花纹壶等器物在法国制造的详细情况，亦需进一步探寻。将这十件法国工匠制画珐琅器甄别出来，进行一系列科学检测后，有助于学界建立比较准确且行之有效的工艺及化学成分等标准，用来明确清代国产与进口珐琅釉料的区别，并进一步甄别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是否还有西洋工匠所造画珐琅器。不仅如此，检测数据对研究清早期画珐琅技术的引进和制作，也具有巨大的参考研究价值。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法国友人夏德霖（Jean-Alexis Chatelain）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博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胡栌文女士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文章原标题为《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全文原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