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乾隆帝仿制前朝珐琅器档案名物对照表

图七   康熙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1  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2   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底款   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花蝶纹盖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1  乾隆铜胎画珐琅花蝶圆盖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 2   乾隆铜胎画珐琅花蝶圆盖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  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1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2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壶壶底   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是根据图样制造，法国人按照自己或本地的审美进行了局部美化。施静菲敏锐地发现“乾隆铜胎画珐琅花蝶圆盖罐一对”〔文物号：故珐660、故珐661，图十：1、2〕与同类盖罐的差异，她说“在风格上大异其趣，线性用笔消失，采用色块晕染的西洋画法，色彩鲜艳、绘制效果很不同。可见画者必定是相当掌握西洋画法的工匠，与水彩画之画法接近”。此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上的器物典藏资料检索系统内，描述此对盖罐“盖面及盖边花卉之花心部分皆镶嵌金座托宝石”，但在照仿原件“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花蝶纹盖罐”〔文物号：故珐503，图九〕上却没有这样的装饰。无独有偶，在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文物号：故116597，图十二：1〕的盖面上有铜镀金弦纹，而照仿原件“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文物号：故珐229，图十一〕的盖面上却没有。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在“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文物号：故珐270，图十三〕的碗心上有法国巴黎课税标章和符合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巴黎金匠行会验证纯度的年度戳记〔图十四〕，并通过科学检测认定金胎和碗壁珐琅纹饰应是在法国制作完成，但碗外底所测得砷白较有可能为当时中国的珐琅料，且款识字体端正，“似可推测无款的法国制造浮雕珐琅金碗有可能原无落款，进贡宫中后，再由造办处工匠烧绘‘康熙御制’四字中文款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如果检测数据无误的话，那么有可能在法国制造的金胎珐琅碗到广州后被误烧了“康熙御制”款。首先，造办处传予德魁的“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亦要细致烧乾隆年制款”，很可能是“口传谕旨”却没有文字记录，此项要求只有其本人知道。而从乾隆四十二年初开始，德魁虽名为粤海关监督，但已经身染重病无法工作，事务完全由广东巡抚李质颖接手操办，很有可能德魁未将皇帝要求告知李质颖，以致李质颖命人按照原件烧制了“康熙御制”款。其次，造办处档案显示，乾隆帝看到仿制成功的十件珐琅器后，当即下旨将新送到九件珐琅器配楠木匣刻名色签后送乾清宫，而唯独“新到珐琅器内金胎珐琅碗一件，交图明阿代去照样烧造一件”，虽原因不明，但根据存世的清宫旧藏珐琅碗与“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材质、器形、纹饰和工艺完全相同，且皆署“乾隆年制”款识，很有可能是因为乾隆帝对器底的“康熙御制”款识不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