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少这条界限带来的误解，大都会布劳耶博物馆也曾经做过积极的尝试。这里曾经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两个展览——“未完成：可见的思想”（Unfinished: Thoughts Left Visible）和“1300年来的写实：雕塑、色彩和身体”（Like Life: Sculpture, Color, and the Body 1300–Now），就意图勾勒出跨越千年的艺术发展的线索。但这种努力却生硬而徒劳，比如在展览“1300年来的写实”中，在同一个展厅中展示了15世纪的骑士雕塑和杰夫·昆斯颇为俗气的作品。这些展览并没有引入值得研究的新兴艺术家，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审美倾向，只把目光放在了绘画和雕塑上，并没有强调视频、摄影和行为艺术作品等具有当代特色的媒介。而比较一下同时期在惠特尼美术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如佐伊·莱纳德和阿德里安·派珀在2018年初的个展，这种保守就一目了然了。

从上世纪以来，作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所有的收藏和展览项目都在追求着一种优雅的古典主义情结。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和身份终究和大英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不同，它也曾经在第五大道上演过极为先锋的一幕：1969年，在博物馆历史上第一位当代艺术策展人——亨利·盖尔德扎勒的运作下，美国当代艺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展览“纽约的绘画与雕塑：1940—1970”开幕，展出了43位艺术家的408件作品。盖尔德扎勒最好的朋友——安迪·沃霍尔和大卫·霍克尼几乎就是因为这个展览而在纽约之外声名鹊起。而在菲利普·德·蒙特贝洛执掌博物馆的30年（1977—2008）间，大都会再一次陷入了保守主义的怪圈。

当汤姆·坎贝尔接过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一职后，这种保守的惯性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向。比如在2012年的展览“关于沃霍尔：60个艺术家的50年”就遭到了巨大的批评——主题严谨但在视觉上乏善可陈，次年的装饰艺术展览“乔尔·阿瑟·罗森塔尔的珠宝设计”甚至被《纽约时报》评为“这个伟大博物馆中最肤浅的展览”。这些展览的策展人关注的是作品的价值、投资人的利益，却从根本上忘记了艺术展览的首要原则：在视觉上让观众感动。颇受纽约艺术界好评的坎贝尔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根本原因在于：纽约文化精英形成的小圈子，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后早已变得无足轻重。如果不能抓住科技为艺术带来的新契机，不能摆脱资本和政治的绑架，传统的艺术博物馆恐怕迟早会走向没落。不仅仅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家美国的艺术机构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为了在经典的宏伟叙事和先锋性的当代艺术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大都会布劳耶博物馆在四年前宣告成立，而如今提前关张的结果，又显示出了保守决策的徒劳无功。大都会布劳耶博物馆所在的建筑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马塞尔·布劳耶的杰作，也曾经代表了美国和纽约开放、包容的精神象征。但在互联网、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如果还是掣肘于资本和名声，就肯定再也无法重现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