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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画意的缺失——也谈学院国画教育

2012-02-20 09:03 文章来源:美术报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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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各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中,绝大多数师生所创作出的绘画作品,无论在绘画题材的拓展创新,在绘画材质的兼容包并,或者是在绘画形式的包装经营方面,都对中国画作出了广泛而积极的探索,形成了各种风格技法林立的一个蔚为大观的局面。然而绘画教学与绘画创作这一不可分割环节,还需要按照绘画发展的基本规律去慎终追远,也需要按照学习的过程进度去循序渐进。追求中国画表面上和谐精美的视觉效果,或通过绘画内容去体现个人的心性情怀,是中国画发展了千百年以来,所有文人画家执著追求的艺术精神。中国画的品评方法和审美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形成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视觉习惯。对于中国画自身的发展而言,当下的中国画教学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不符合中国画自身发展要求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对于绘画的文化性的轻视,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不谙,以及对中国画发展规律的背离等等。这些教学现象所体现的最主要特征,便是诗情画意的缺失。

诗情画意具体指中国画的立意和绘画气息的品质和格调,需要涵带一种平和、敦厚、淳朴和空灵的生活状态,这些状态的表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所达成的共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无论是诗文字画,贯穿于人生的衣食住行,无论从民间到宫廷,工匠到文士,千百年来,都是立足于诗情画意的品格而促进自身臻善完美。因为中国文化所造就的中国人的心性,是趋于一种和平的心态,是对实际的人生有所向往,对现世的生活有所追求,而于艺术之中又有所寄托的。诗歌作为中国文学的中心,中国画作为中国艺术的主干,对于在政治礼教和种种社会制度下生存的中国人,诗画等艺术形式都是表达着和平而实际的人生中,更深一层的心灵感应和情感流露,要在日常繁杂的劳作和奔波中,面对诗文字画而缓解掉终日的忙碌辛劳。因此中国的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中心,绘画上以文人画为代表,诗歌绘画都不喜欢作人生具体的描述,也不愿意传达申辩的哲理为主,多以一些轻灵的抒情小品为上乘,平淡宁静,偏重对于人生作一种同情之慰藉,或则是一种恬适的和平人生的体味与歌颂。从唐代文人画鼻祖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东坡题跋》下卷《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水墨为上”开始,文人画就与工匠画有了分庭抗礼的微弱趋势,从而中国画在绘画的功用上便从“成教化,助人伦(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叙画之源流》)”逐渐转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历代名画记》引),画家们逐渐有了脱离政治礼教的服务性功用的倾向,也都逐渐地转入各自的内心寻求期望表述的情感,和心性所欲表达的内容。宋元明清诸代大师也都秉承了这样的传统,对于绘画的气息和境界都追求着诗情画意的氛围,由此在画面上,可以寻得见章法,看得明笔墨,从作品和画论著述中都能体会到画家的涵养和所寄托的感情。因此布局的清新空灵,用笔的浑厚华滋,造境的恬淡宁静,寄情的含蓄雅致,这些都是堂堂正正的华美,中中正正的品质,非常洒脱的抒情。其实也是人与文与画的统一,是心性才情的统一,是真善美的统一,“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永远都是一种单微轻灵,直透心髓的。”(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因此画家需要有才兼必有情,有学兼必有品。否则即便才高学博,技术娴熟,而情不深意不洁,终究不是艺术的上乘作品。

诗歌绘画的艺术性,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基础上展现自身魅力的。所体现的艺术性不会是一种富强与功利的追求,也不会主导人心走向醉生梦死、偷安姑息、没有文化理想的鸡豕生活,也不会主张消极悲观、脱离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国文化是在一个不崇尚独裁与专制权利的国度,民族界限和宗教势力互相消融的国度,遵照人伦礼仪而不喜语怪力乱神的国度中发展的。在这样的国度中,艺术追求一种平淡宁静、恬适优雅的气氛,体现一种富有哲理情趣的人生享受,体现艺术家自身对人生的感悟,才能被广泛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经得起考验,流芳百世成为绘画的代表,文化的经典。历代关于绘画品评的著述都着重于绘画的气韵与意境,气韵依品格(人的品质与格调)而立,境界随文心(文化修养与心性情怀)而生。能够进行绘事不代表着人的素养的雅致,而是人在绘画上体现其素养的高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代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都致力于追求创新和具有时代感,而面对如此博大宽容的文化,没有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传统功力,意想标新立异,不免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创新与时代感都要对传统正确的继承方得以体现,若不在文化的功底、传统的章法、心性的造化等方面着重修养,无异于揠苗助长,舍本逐末,导致欲速则不达甚至南辕北辙。所谓中国画的经典性,是各方面的素养统一的。不但有感情,而且有理智,有意志。若只从片面的感觉求得舒爽,就会使得绘画的格调变得低落,这是中国画的歧途。

当代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对于新题材,新技法,新的创造现象比比皆是,作品也基本都呈现出各类的视觉冲击,对于人物形象的各种塑造,对于试验笔墨的发挥,对于西方绘画视觉效果的吸收,以及对于装置甚至行为艺术的借鉴,虽然在表面上都附和着推陈出新的学院要求,却都是急于求成地脱离了中国文化的视觉习惯和品评规范。出现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是对于西方的一味敬仰崇拜,借鉴学习,而忽视了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的规律。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多元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不是给艺术一个统一的标准让所有民族共同实施。例如很多人会说中国文学得不到诺贝尔奖。中国文学当然得不了诺贝尔奖,如果得了,那就是作家的耻辱了。因为那是中国的作家按照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写了一部中国人很不容易看懂的,或者欧化味特别浓的作品。中国人写东西应该首先服务于中国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汉字文化圈的审美情趣。在这个环境中写出一篇自己人不叫好而西方人叫好的作品,如何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贡布里希在其《艺术发展史》的序言中也讲到:“中国的艺术有更多的时间去大道雅致和微妙,因为公众并不那么急于要求看到出人意表的新奇之作。”

如果我们脱离了中国画最基本的法度和立意的境界,而在此之外肆无忌惮地寻找各自营生的面貌,对于画家自身的探索实属个人的行为,而在学院这个讲授规律追求共识传承文明的殿堂,却需要慎重斟酌如何正确地秉承教师的职责,正确地传道、授业、解惑。人的趣味倾向便代表着人的品格的高下,人格高下,从其趣味高下之不同而来。当代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对于诗情画意的缺失,其实是对文化规律的违背,而不是绘画技术上的缺失。美术学院不是技工学校,若是仅仅以技法传承,而脱离了文化宗旨,造就出一件件很快就过时的时髦“时装”作品,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传承无疑起到消极的作用。对于绘画学习若不在修持学生心性和文化涵养的方面入手,那么为社会输送一批批的绘画工匠本质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尽到教师的责任,就是违背美术教育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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