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青铜面像 李韵摄/光明图片

3、应用理论是多学科并举的知识总动员

考古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科学知识的总动员。

中国考古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指导中国特色的研究；从生物学借鉴进化论和传播论，观察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历史学拿来“两重证据法”，解读考古学文化族属与国别；从人类学引进“结构决定性质”和“功能决定形态”的理念和视角，探讨古礼遗存的发生与发展；甚至借助海洋工程的先进打捞技术开展水下考古，引进航天遥感技术推进考古影像学开展。传统的文献学、考据学、古文字学的理论方法，地理学、物候学、天文学理论知识，统统为我所用，都来助力中国考古研究，为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做出大量有益尝试，收获引人关注的知识经验。仅此便可以推知考古学理论必定是多元结构的。

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体系庞大而复杂，彼此之间联系甚少；但是当它们联手协作共同进行分析和释读古代遗存信息时，能力超强，作用巨大，优势明显，是考古学研究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故将它们放在一起统称为“应用理论”。在强调基础理论的同时，不能抹杀应用理论的贡献；而明确其地位，熟悉其原理，才能更好地普及相关知识，推进这些理论快速、精准、合理地融入考古学，不断满足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聚焦能力、分辨能力和投射能力。

应用理论至少有三个来源：其一是科技考古：人们熟知的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生物考古，DNA、微量元素检测技术，碳十四测年技术，还有诸多新兴的技术蓄势待发将不期而至。其二是人文历史研究的成果：包括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语言学、人类学、物候学、地理学、天文学、世界考古研究新成果等。其三是新兴的高新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数字化、人工智能等。这些科技新锐与考古的有机融合，将催生考古学分支学科的迅速出现。如同影像医学在临床医学中脱颖而出那样，又如新生儿护理的围产学崭露头角那样，中国考古学也开始形成新的分支，如考古影像学、考古生态学、考古生物学等。可见，基础理论为科学发现和获取古代遗存保驾护航，应用理论则承担提取和释放遗存信息的使命。后者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反映，也是考古学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应用理论门类繁多，内涵复杂，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活力的部分。人们通常说，考古学是人文学科中科技含量最高、反应速度最快、包容性增长最明确的，这其实就是应用理论在学科建设中迅速崛起的结果。显而易见，应用理论决定了考古学研究的细化与分支，视野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