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 李韵摄/光明图片

4、前沿理论是创新知识体系的动力

决定学科理论高度的既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应用理论，而是前沿理论。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拥有高居顶层的尖端理论，其引领性、前瞻性、创新性和理论上的颠覆能力，规定学科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是推进学科进步的重要引擎，是创造新知识体系的根本动力。

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前沿性课题出前沿理论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考古率先在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文明论成为前沿理论的第一个代表。这个比喻既生动活泼、形象逼真，又空灵飘逸、意境深远。这使人们联想到他分别对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论述，正是他对三个理论层次全面、杰出的贡献。

在中国考古学理论积累的过程中，基础理论最先登场，后来，碳十四年代测定技术的加入，科技考古的概念才逐步形成，这说明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索是中国考古的进步方式。但学科的发展不会永远蜗居在基础理论方面，一定是通过应用理论研究的个案积累走向前沿理论。其形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在中国大约是用了“一个甲子”的时间才提出自己的高端理论。

四十多年前，苏秉琦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精神鼓舞下，创造性地建立“满天星斗”的文明理论，建立起中华文明的体系性认识。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更是世界考古东方大国崛起的标志。改革开放是中国考古学前沿理论诞生的助推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考古学体系建设、理论发展的核心优势，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伟力和内在逻辑。按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学派的论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间是中国考古充分发育的阶段。此后，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遗址显然都与“满天星斗”文明理论息息相关，甚至是其催生的结果。正是中国特色的前沿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迎来考古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可见，前沿理论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舍此便不会有考古硕果的精彩纷呈和目不暇接，考古学将不仅失去高度甚至失去哲学意境，而只剩坛坛罐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