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出土的人形陶罐 李韵摄/光明图片

5、中国考古需要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时光荏苒，又过去四十年。扑面而来的新一轮发展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阶段。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风起云涌、呼啸而至，中国考古被世界大潮裹挟，迅速进入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热情拥抱世界，使得中国考古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的统一，中国考古积极参与，砥砺前行，成为国家战略的重点；互联网+中华文明，进一步为中国考古插上科学技术的翅膀，其社会能量和效益与日俱增；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发掘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软实力的源泉，令人刮目相看。中国考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肩负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而崇高。可以预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依然是前沿理论的突破创新。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等前沿课题，中国的理论贡献绝不可等闲视之。文明起源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次重大考古发现都能够激励中华文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鼓舞人心。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历史的逻辑决定中国考古学前沿理论发展的逻辑，既不能被模仿，也不能被复制。

丰富前沿理论的工作任重道远。近年的考古发现引人关注，提出一些新的线索。比如：红山古国诞生于农耕与渔猎经济的结合部；河洛古国建立在仰韶晚期中原与大汶口文化的结合部；良渚古国创立于“南稻北粟”的结合部；陶寺邦国出现在华夏与戎狄的结合部；石峁邦国兴衰于农耕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古蜀王国屹立在长江与黄河的结合部。那么，这些不同的结合部建立的文明灯塔是通过何种途径联系起来的呢？是哪种机制将其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呢？这就是礼制，早期中国的古礼制度。“文明起兮兆东方，古礼万年始辉煌”。“结合部”的情况说明：中华文明是包括农耕、渔猎、草原和海洋等多种经济类型组成的文明综合体，拥有庞大的体量和辽阔的战略纵深，这是它连续发展，历久弥新的外部因素。古代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文化和文明从来都是融精神、物质与制度为一体的，这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不能分割。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古礼有基因才强大，这是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是中华文明内源性动力之所在。深刻认识与精准解读它，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有区系类型问题，文明起源也有区系类型的问题，结合部的文明现象是中华文明研究新的增长点。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类型多样性入手，从结合部的重大考古发现入手，从特色的古礼制度入手，稳稳扣住中华文明的命脉，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让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走出中国学派的精气神。

中国考古将迎来下一个百年发展的重大机遇。科学认识理论层次，正确估计发展水平；夯实基础理论，发展应用理论，丰富前沿理论，为学科健康发展积累经验，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