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正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掀起了广泛的关注度。作为紫禁城建成600周年的重要展览，它以涵盖书画、碑帖、器物、古籍善本等多个门类的70余件文物为载体，展现苏轼的精神世界，以及以苏轼为“C位”的北宋文人雅士之间交游往来、书画唱和的氛围。

为一个人，办一个如此规模的展，这在故宫历史上难得一见，更何况，书画只是他的“副业”。但只因，这个人是苏东坡——他的书画连同诗文一齐书写了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灿烂的一页。此时这个展览的举办，还另有深意——苏轼的一生经历大起大落，他用一生写下“超然”二字，似乎正为2020年因疫情而身处波澜起伏中的当代人们展现出直面生活悲喜的精神气力。

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个爆款展览，走近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

东坡兴之所至，所涉猎的门类之广，或许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差可比拟。不同于理性与精确的达芬奇，他总是带着几分天真去认真做事。不如意的时候，便回到酒香墨色里，江海寄余生

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东坡兴冲冲地从浩瀚长江的一头，那以大石佛出名的嘉州上船晋京，挥一挥手，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当时踌躇满志的东坡并不知道之后流转无常的遭际。乌台诗案终将成为他人生的分界线，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不肯随人俯仰的他身如不系之舟，在今后漫漫40年中，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带着几许无奈，几许失意，辗转流离，一直到浩瀚长江的另一头——常州。“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进退惟咎的他选择了仕与隐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要作平地家居仙”，即便被打到尘埃中，他也要苦中作乐，随遇而安。

大多数时候，苏东坡相信自己的一生可以随处乾坤。《渑水燕谈录》记载:“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他口无遮拦、真率坦荡：“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自带气场，身在朝堂之时，虽然“一肚皮不合时宜”，发之却为春鸟秋虫之声，甚至与皇帝和宰相开开文雅的玩笑，绣口一吐，字字珠玑。宋神宗的一位侍臣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一贬再贬，远谪海南之时，他也入乡随俗，结伴农人，酿酒开荒，在风雨中背负大瓢，踏歌而行。

酒与墨这两种神奇的液体陪伴了东坡的一生。在墨香与酒香中，处处皆是故乡，他的身心重又舒展昂扬。对于做酒，东坡一直孜孜乐之，却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他只喜欢试验，有时一边滤酒一边喝个不停，直到不省人事，结果把桂酒做成难喝的屠苏酒。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东坡却欣然作《浊醪有妙理赋》，所谓“酒勿嫌浊，人当取醇”“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他常常醉后挥墨，在海南岛时也自己制墨。先烧松脂制黑烟灰，半夜起火差点把整个房子都烧掉，最后得到些零零碎碎的小墨条，沾沾自喜认为“其墨与廷珪不相下”“足以了一世著书用”。

东坡杯酒下肚，研墨成文，酝酿辗转，动之为风而散之为云，顷刻弥漫了整个北宋。于是为文则汪洋恣肆，挥洒畅达，有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作诗则放笔纵意，新奇无羁，有似李太白，而辅之以名理似乐天；填词则清空豪放，博大开阔，关乎日常更发乎性情，一变词坛百年柔靡之风；其书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凭综合实力跻身北宋“四大书家”之首；他更开创了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风，也是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无论哪一个领域，苏轼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也。”埋头于笔墨之中，一切的潮起潮落便只是杯底波澜。

搁下笔，他试试修炼瑜伽，钻研佛理，结交一些高士僧人；他偶尔拜神求雨，居然真能让久旱之地甘霖普降；他心仪于制药炼丹，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他为农人寻找草药研制配方，在中医学上也堪称权威；他善于烹饪并乐此不疲，为后世留下数道名菜；他大兴水利，除葑田，浚西湖，筑苏堤；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乃是山之阴影……他兴之所至，所涉猎的门类之广，或许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差可比拟。不同于理性与精确的达芬奇，他总是带着几分天真去认真做事。不如意的时候，便回到酒香墨色里，江海寄余生。

理解苏轼的艺术，需要理解他个性独特的人格精神，这是一种开放的兼容态度，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时空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观念融会贯通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苏东坡就是这样的盖世英雄。他曾经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黄州时他45岁，一贬四年；再贬惠州时59岁，一呆三年；然后被贬儋州，居留三年，离开海南时已65岁了。他一生被贬谪流放的时间，竟长达十年。

东坡始终以“不忍人之心”与“宇宙心灵”适应并关爱一切。在黄州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而东坡自得其乐，写下那首快意萧散的《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只有苏东坡，真正将词的创作上升到了生命表达的自由与高度。泛舟黄州赤壁时，他关心断崖间那两只鹘鸟的巢穴，因为常有两条大蛇盘旋其上。有时他也会登上传说中的徐公洞，迎着江风呼吸打坐。他欣喜地发现江边多温润如玉的美石，其纹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江边游泳的小孩经常可以摸到，他便“戏以饼饵易之”，不久就“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其中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便评之为群石之长。他的藏石还有雪浪石、小有洞天石、沉香石、石芝等，自认为雪浪石有孙知微的“水涧奔涌图”之貌，便将书房题名为“雪浪斋”。他说：“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阔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可见其一片天地赤子之心。

被贬至蛮荒之地海南时，东坡已62岁。他吃着味同嚼蜡的芋头，笔下的诗词书画依旧春风拂面：“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谁能想到描绘的竟是千年前那个土人丛生、毒虫栉比、瘴气弥漫的海南呢？他持奉“艺术即修行”的观念，在诗文中屡屡记录下晨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美好场面，以苦为乐，还发出了“不妨长作岭南人”以及“海南万里真吾乡”的慨叹。东坡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非等闲，却活出了平民的样子。他如此艰难，却活出了高贵的样子。他一路各种羁绊，却活出了最自由的样子。

在苏轼的内在人格精神中，儒道释三家思想互用互补，他以一种开放的兼容态度，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时空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观念融会贯通，形成其个性独特的人格精神。他辗转流徙，依旧心系苍生，在各地传道授业，打井造桥，筑堤建塔，甚至抗洪祈雨，平息强盗。《宋史·本传》中称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真可谓大写的全才人物，亦是迈往凌云的侠之大者。

苏轼无意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其绘画技能主要体现在线条表现力；他对自己的鉴赏力则有充分的自信，其评论的标准更多的是态度、趣味、诗意气氛上的，而不是风格、技法上的

东坡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无论顺境逆境，始终不失儒者本色。他眼中的“艺”不过是辅助“道”的工具，所以他从不将大量心力耽迷于书画，主张“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大多以游戏态度作画消遣，或以一个鉴赏家的姿态在优秀作品上作诗题记。游心兹艺的东坡无法而法，重性灵，更重成仁，他所执着的并非诗文书画本身，而是苍生天下：“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苏轼不会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全力解决绘画中的技术问题，也无意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从他的书信文章及亲友的记载看，他未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在《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中，苏轼有点遗憾地陈述道：“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感慨自己在书画上用功不勤，所以眼高手低。在《与王定国书》中他又诚恳地自谦道：“（吾）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对于未能充分掌握专业技能的画者来说，这种好画皆靠碰得的情况是不足为怪的。黄山谷笑他“画竹多成林棘”，但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

苏轼对自己的书画水平一直有自知之明，也善于自我安慰和解嘲。对自己的鉴赏力则有充分的自信，尝言“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认为自己的书法虽然不是最好，但自出新意，更能一目了然鉴别他人书法的高下。有时也沾沾自喜于书画中不期然的感悟：“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