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然无意于绘画技术，但是尊敬专业画家，在绘画观上亦支持神品。偶作寒林图得李成笔法，便写书告王定国曰：“予近画得寒林，已入神品。”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在他的眼中，“振笔直遂”“兔起鹘落”的墨竹可以是文人画，而“施为巧赡”“位置渊深”的云林山水也可以是文人画。

由于不致力于具体技法，苏轼的绘画技能主要体现在线条表现力，而不是对复杂事物的把握上。所以在他的画论中，谈得最多的是“形”与“神”，“理”与“意”等常见概念，很少单独就笔法或线条来评论画家的风格或成就，如“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等。他评论的标准更多的是态度、趣味、诗意气氛上的，而不是风格、技法上的。他力主“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又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微。”认为技巧上的最高成就不等同于艺术上的最高境界，甚至在技术上的过度追求有时会妨碍艺术最高境界的达成。

苏轼对吴道子的精妙技法赞叹不已，但当吴道子与王维并提时，也许感到自己与吴道子的绘画技巧存在极大差距，使他在慨叹吴道子“妙算毫厘得天契，乃知真放本精微”之余，觉得自己在诗人兼画家这种身份上与王维更为神情亲密。因而，在那首题为《凤翔八观》的诗中，他先是赞扬“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来则评价道：“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精湛的绘画技法虽然让他再三称绝，但他更重视的是氤氲于作品之中的士大夫特有的气质、修养和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