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五〕清姚文瀚等《玉粹轩明间西壁通景画》贴落(局部)

〔图六〕清王幼学等《养和精舍东间通景画》贴落(局部)

与《平安春信图》直接有关的，是这两幅中堂画的下部都被条案上放置的器物局部遮挡。玉粹轩《三老图》前面正中放着一只铜锈斑斑的硕大周簋，簋口上后配的檀木盖和盖上玉钮以及双耳上的龙首，都使我们想到《平安春信图》底部中央墨线勾勒的形状〔见图二〕；而且这只簋也是以上部挡住画面，底座处于画外。养和精舍通景画里的中堂画被三个物件遮挡了底边的中部和两角：中间是一只配了玉钮檀盖的三足铜鼎，两角上各为两函线装书籍。将其与《平安春信图》底部的墨线勾勒形状比较，其相似可说毋庸置疑：不但中部的形状与铜鼎位置相合，右下角勾出的长方形也与书函的形状及位置一致。基于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平安春信图》下部中央的墨线形状指示着一件放在画前的三代铜器，很可能是一只簋，下角的长方形则指示着挡住画幅的书函。

这个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被作为独幅画收藏和观赏之前，《平安春信图》曾是一个更大“通景作品”的组成部分——至少曾经有过这样的意图，因而留下了画前物件的勾勒轮廓。根据玉粹轩与养和精舍两幅通景画提供的“中堂”模式，这个更大的通景作品很可能不仅包括了画前的物件，而且也包括了条案、对联、墙纸等成分——须知古董和书函必须摆放在条案上，而中堂画两边一般都有对联匡辅。我在这里用“通景作品”而非“通景画”称呼这个假设的组合，是因为《平安春信图》和玉粹轩与养和精舍的两幅中堂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如上文提到的，虽然后者看上去很像贴或挂在墙上的独立绘画，但实际上是在整幅通景画里描绘出来的；而《平安春信图》则确确实实是一张独幅绘画，二者因此性质有别。如何理解这种不一致？有无更多证据确定《平安春信图》曾经属于哪个通景作品？而且，由于任何通景画都必须属于特定建筑空间，是否有线索引导我们考定《平安春信图》曾属的通景作品位于何处？

通过与清代宫廷档案对照研究，笔者拟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回答：《平安春信图》应与乾隆十四年（1749）重新制作养心殿西暖阁西壁上通景画的计划有关，并进而联系到乾隆三十年（1765）对此处通景画的重绘，现存养心殿西暖阁中的贴落即为最后这次改画的结果〔见图九〕。

二 养心殿西暖阁乾隆十四年通景画的制作

为什么养心殿西暖阁西壁成为屡次绘制通景画的地点？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养心殿在清宫中的重要性以及与雍正和乾隆的密切关系。当雍正把这个位于紫禁城西路相对封闭的宫室改造成他日理万机、统治全国的行政中枢，此处也就成为政治意义仅次于太和殿的皇宫建筑。雍正帝不但在这里接见大臣、阅览奏章、颁布法令，同时也把自己的起居住处从乾清宫搬到这里。乾隆登基以后效仿父亲，也以养心殿作为统治中心，并进而把西翼分成数间以为“养心”之用。乾隆于十一年（1746）获得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之后，他将位于养心殿西南角一个八平米的小书斋命名为“三希堂”，作为他观赏书画、陶冶性情的私人空间。通往三希堂的门设在养心殿前殿西翼“勤政亲贤殿”西壁上，正对着西暖阁西壁。此门是进入三希堂的必由之路，以透视方法在进门墙壁上绘制通景画最能造成瞬间的视觉迷惑〔图七〕——也就是乾隆在《平安春信图》上的题诗所传达的 “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