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十〕郎世宁等《平安春信图》轴 私人收藏

学者注意到这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高度相似，甚至将两本“中的两个人物头像相对照的话，就能完全重叠”。这种相似性以及两画的类似构图都意味着二者的承袭关系，同时也彰显出一些微妙区别。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这两幅画，就可以发现《平安春信图》在画幅尺度和空间设计上均做了深思熟虑的改动。“双胞胎”本纵109厘米，横59厘米，狭长的比例适合以立轴装裱。郎世宁在创作《平安春信图》时将画的高度缩减了40厘米左右，同时十分纯熟地压缩了画中空间以使中心人物更为突出〔见图一〕。为此他降低了竹子的高度，缩减了两丛竹子之间的距离，升高了背景中的山坡，将原来中景上的人物移到近景。这些改动很可能都是为了适应乾隆传下的使用“玻璃挂屏”展示的要求；上引档案资料隐含郎世宁为此先画了一个版本，乾隆随后指示他配合挂屏两边的“骚青地泥金字”对联，把画的地子也改成相同的蓝色。郎世宁在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十天中完成了这项任务，创作出一幅空间上非常紧凑、色彩效果极为强烈的新作。

如果说《平安春信图》与“双胞胎”本的区别呈现在媒材、色彩和空间表现上，那么它与养心殿西暖阁现存贴落画的关系则更为复杂，牵涉到作品整体性质的变化。根据张淑娴和其他学者的研究，重绘此图是乾隆自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开始的对养心殿三希堂进行再次整体装修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年养心殿西暖阁地上铺设了西方风格的瓷砖，造成与西壁通景画中地面的视觉断裂，乾隆因此于翌年三月下旨： “养心殿西暖阁通景画上地面，着王幼学接画磁砖。”这一修改进而导致他做出整体改绘此画的决定。这个过程说明新画的绘制与旧画有着密切的承袭关系，并非马上以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取代了原来的作品，这一理解支持上面提出的假设，即新画的核心形象与原来挂在那里的《平安春信图》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