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3 唐青花标本。1975 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

图4-1 巩义窑青花瓷片。河南巩义黄冶窑出土，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图 4-2 巩义窑青花瓷片。河南巩义白河窑采集，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不过，巩义唐青花制品的发现，还可从以下这一角度来认识：

唐代，三彩陶器大量生产，巩义窑是最重要的烧造窑场，其中也有白地蓝彩品种，与九世纪中东地区生产的白地蓝彩陶器风格十分相似，国内也有出土。部分器物曾被认为是唐青花产品，传世品中如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三足鍑、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足炉等，都曾被这样认识过，不过这些器物不是真正的唐青花瓷器。巩义窑唐青花之所以名贵，是因为这种产品以白瓷制胎，以氧化钴料绘彩，经高温一次烧成，与陶胎白地蓝彩器相比，质地、温度都明显不同。毫无疑问，巩义窑白地蓝彩陶器到青花瓷器的烧造，与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联系。

“黑石号”出水瓷器的第二个亮点是船上装载了大量长沙窑瓷器，数量极为庞大。从该沉船打捞出水的情况看，六万多件瓷器中，长沙窑产品就占了 55，000 件（一说 57，500 件），它构成了“黑石号”装载物品的主体。不过，现在的这个数字并不是“黑石号”从中国装载出海的长沙窑器物的全部数字。据海外考古学家估计，该沉船出水瓷器的破损率为百分之二十。所以，原来船上装载有大约 70，000 余件瓷器。可以想见，破损的瓷器中，主要还是长沙窑产品。整体而言，长沙窑是纯粹的唐代民窑，烧造产品大多不属于名贵品种，主要是实用器，如果量少且色彩单调，是难以成为所谓亮点的。但大量出水瓷器，文化特征鲜明 ， 色彩纹样丰富，充分体现出了浓郁的唐代民俗风情和丰富的装饰艺术特色。

第三个亮点是打捞出了 200 件左右唐代的白釉绿彩和绿釉器，这种器物有精粗两种，粗者与一般唐三彩器基本相同，精细类型产品以前在北方地区墓葬、遗址有零星出土。主要产地有河南巩义窑、河北邢窑和山西泽州窑等，除了巩义窑以外，邢窑出土的标本很少，而对泽州地区窑场情况了解不多。但重要的是，在遥远的中东伊斯兰地区曾发现过这种白釉绿彩和绿釉器，如伊拉克的萨马拉港口遗址，就出土了这样的标本，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外销的或者说是阿拉伯人十分喜爱的中国物品。因此，“黑石号”发现诸多白釉绿彩器，是对过去研究中国陶瓷外销线索的重要补充，更是明确的、完整的实物证据。尤其是在“黑石号”出水物中， 首次发现了绿釉“盈”字款碗与白釉绿彩“进奉”款盘，是我们深入研究唐代官用陶瓷器的重要资料。

“黑石号”沉船打捞的瓷器中，还有数百件浙江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广东地区窑场的青瓷和陶器。这些器物的数量在沉船瓷器比例中相对较小，但如从单一发现角度看，每个不同瓷窑品种都达数百件就不是小数目了。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都是唐代名品，“黑石号”出水器物中也有重要的精美器物，由于海水的腐蚀，不少器物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唐代瓷器烧造格局主要是“南青北白”，从国内到国外，不少地区的出土物能使我们看到南方以越窑为首的青瓷和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几乎代表了整个唐代的烧造格局。不过， 由于唐代长沙窑的迅猛发展和大量烧造，留下了数量巨大的瓷器产品，其中不乏佳品，因此， 长沙窑瓷器越来越为世人所重视。前些年，湖南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南青北白长沙彩”的论点，以此形容唐代瓷器的烧造格局。随着这些年长沙窑瓷器精品不断涌现的情况出现，对长沙窑的历史地位、产品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性，确实还是需要重新予以评估。

“黑石号”瓷器与长沙窑产品贸易

在“黑石号”打捞瓷器中，长沙窑瓷器占有很大比重，是此次行程中购买的主体商品。这里， 有必要对发现的长沙窑瓷器及其对内对外贸易踪迹作一梳理。

（一）国内贸易踪迹

与誉满天下的唐代越窑秘色瓷和邢窑白瓷不同，前人没有留下赞美长沙窑瓷器的绝世佳句，它不属于“阳春白雪”的高档品种，但这种瓷器在当时受到消费者很大的欢迎。所烧釉上、 釉下彩绘、高温铜红釉彩和堆塑等品种，都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从销售角度看，长沙窑瓷器渠道通畅，依托湘江和长江乃至两广等地水系航运之利，往来南北，交通东西，很多地区都可看到长沙窑产品的踪迹。

在国内，有长沙窑瓷器销售印记的地方较多，除了沿海地区的一些港口城市外，内地不少地区也曾运销过长沙窑瓷器，如隋唐大运河安徽段出土了很多唐代瓷器，也有长沙窑瓷器及碎片。此外，还有合肥、巢湖、滁州、宿州、蚌埠、铜陵、马鞍山、安庆、芜湖、池州、繁昌、当涂等地也都有出土。 长江沿安徽段向上，江西地区有部分长沙窑瓷器出土，如南昌丁公路及麻子山、老福山唐墓。 九江和赣南的安远、信丰等地唐墓也有出土。江西往长江上游方向必经的湖北地区，长沙窑瓷器也有发现，如武汉、鄂州、枣阳等地均有少量出土。

从陕西地区看，大唐帝国首都长安城云集四方产品，但长沙窑瓷器仅见少量发现，所见有西安实际寺、东郊韩森寨唐墓等出土物，其他地区也仅见安康有出土。中原地区如洛阳北郊、三门峡、陕县有发现。河南往北，长沙窑瓷器发现很少，河北石家庄振头村唐元和七年（812年） 墓出土了一件确定为长沙窑烧造的执壶。 山东地区也有一些长沙窑瓷器出土，济南、青岛、 乳山和蓬莱水城及南岸的胶州地区都有发现。东北地区很少发现长沙窑瓷器，不过，吉林桦甸市苏密城遗址发现有器物碎片。（图5）此地是渤海国旧址，这可能是长沙窑到达东北最远的地方了。

图 5 长沙窑瓷器标本。吉林桦甸苏密城遗址出土。

长沙窑瓷器的国内销售主要是在湖南本土和沿长江中下游一线。从长沙窑窑址沿湘江入洞庭湖转长江顺流而下，江苏的扬州是长沙窑瓷器最重要的国内贸易港口兼中转站。

几十年来，扬州地区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已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是精美的产品。事实证明，扬州不愧是唐代东方最发达的贸易港口之一 ， 这里汇聚四方宾客、八方商贾，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一个重镇。许多国内货品经长江转入大运河北上或南下，更重要的是从这里装船启运，远涉重洋，前往遥远的异邦。临近扬州的镇江也出土了不少长沙窑瓷器标本，而徐州、南京和连云港等地仅见少量发现。 镇江沿江南下，发现长沙窑瓷器的地方较多，如无锡、苏州等地都有出土。其中，吴县的澄湖遗址就出土了数量较大的长沙窑瓷器，不少器物发现于水井之中。离此不远的张家港黄泗浦和上海青浦的青龙镇（今白鹤镇）两个地区发现长沙窑等瓷器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这是两个交通内外的要地。青龙镇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镇，唐宋时期，这里曾向国内外输送过很多不同产地的瓷器。上海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有长沙窑及国内不少窑场烧造的唐代瓷器和标本，证明了这里也是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图6）从扬州、黄泗浦和青龙镇等地发现长沙窑等瓷器产品的情况看，在唐代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长沙窑通过长江航线，外贸和内销均十分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