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使》，克利，1920

海德格尔发现克利较晚，在书信中，海德格尔曾提及一个为《艺术作品的起源》撰写“吊坠”（pendant）的计划，这个计划与克利相关。“吊坠”的用法是意味深长的，这指明了对克利的研究在海德格尔的预设中应当是“艺术和真理”问题链条上最闪耀的结晶。在构思于1957年到1958年、完成于1960年的《关于克利的笔记》中，海德格尔重新思考了艺术和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个文本十分零碎，以至于它在海德格尔生前从未发表。笔者探讨的版本乃是由玛丽亚·洛佩兹、托拜厄斯·基林等人所译的英文版本，这一版本除笔记主体以外，还收录了部分冈特·绍伊博尔德（这部分被称为KE）和奥托·珀格勒尔（Otto Pöggeler）的一些补充（这部分被称为BT）。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转向克利是同转向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与对西方艺术的解构相联系的，著名的海德格尔学者、《关于克利的笔记》的主要整理者——冈特·绍伊博尔德认为，海德格尔要借助克利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还为克利保留了一个特殊的中间位置。在克利那里，艺术不是呈现可见者，而是使不可见者可见。本书此前所提到的包括德勒兹、利奥塔、梅洛-庞蒂等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如何使不可见之者可见”，而海德格尔看重的则是前一句“艺术不是呈现可见者”，这符合海德格尔对于艺术的基本批判，这是他阐释克利的重心。

在海德格尔那里，传统西方艺术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理应被反思和被超越，在写作于1936年到1938年的《哲学献辞》中，海氏在第277条“形而上学同艺术作品的起源”中指出，形而上学包含着西方对生命的基本立场，因此也是西方艺术及其作品的基础。传统的形而上学具体体现在对艺术作品的美学解释中，美学预先考察艺术作品的方式总是服从于对一切存在者的传统解释的统治。这是海氏所要批判的，因此他首先指出，艺术起源的问题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艺术本质问题，而是在于克服一种将存在（beings）作为再现的客体对象的美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