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拢共去过扬州十几次，每去必至的景点，不是瘦西湖，也不是从高邮迁移来的汉陵苑，而是略感幽僻的金农故居。它的所在地原为西方寺（隋代建于江边的避风庵），现整个辟为“扬州八怪纪念馆”。“扬州八怪”泛指清代扬州一批具有创新面目的画家，以一代畸士金农、擅画兰竹的郑燮（板桥）、金农的门人罗聘、不拘法度的李鱓、右手残疾改用左手作画的高凤翰、晚年失明的汪士慎等人为代表。至于“八怪”的说法，只是个约数，故历来有“扬州八怪十五人”之称。把西方寺作为共同的纪念地，我以为和金农这个“坐标”有关。“八怪”中，金农的名气未必比郑板桥大，但他在诗、书、画、印及文学、琴曲、鉴赏、收藏诸方面都堪称大家。

据说，金农70岁来到西方寺时，已是一片衰颓之像——“无佛又无僧，空堂一点灯”。所以他不是冲着世间的香火而来，而是如其所说，是在“居扬州旧城西方寺中，每中饭讫翻佛经，语语笔妙。七十老翁，妄念都绝”的状况下，乃为图清净、利参禅，且抱着甘为“如来最小弟子”的虔敬心和出离心而来。当然，住在破庙里终老，不过假以一廛，安其片席，和他晚境的萧瑟、经济的拮据自然相关。

“扬州八怪”纪念馆呈南北走向，整体布局较为疏朗，建筑样式显得古朴庄重。主展厅原为西方寺的大雄宝殿，用楠木建成，内中列有扬州八怪形态各异的雕像及图文复制品等。东园颇有江南园林假山池亭的文氛，池边一块美石上刻有“鹤池”红字，也可称作“鹤池窥冰”，意指金农寄居西方寺时，曾养鹤为伴，且曾以诗句“我今常饥鹤缺粮”来曝露当时的瓶罄寒凉。他还曾题诗壁上：“此时何所想，池卜鹤窥冰”，这样的画面，不由让我想起孤山的林和靖，和金农的处境倒有几分相像，皆可视作遗世独立的高士风致。

纪念馆还设有东西廊房，往南即为竹泉亭、金农取水井及五代经幢等。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后院中那棵将近800岁的参天银杏，能有三四抱的样子，荫覆满庭，古翠华茂。我最早见到这棵树时，还是在30多年前，以后又来过多次。它似乎还没老，而无数见证它的人，却已成为匆匆过客，包括当年的金农。

大树左前十几米，即为金农寄居室。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前后两进，为一独立小院，植有树木一株、芭蕉若干。这也是当年西方寺的方丈室，显出一股息影潜踪之气。门悬两块小牌，上镂“金农画室”“金农卧室”字样，采用的都是他的漆书体。入里即为金农的念佛堂，佛龛上分列一对五字联：“写经满百卷，画佛亦千尊”；中为金石气十足的设色佛像画幅，上置一方“万德庄严”牌匾。金农晚年有深厚的佛教情结，对礼佛格外重视，常以写经、画佛、打禅度日。但他毕竟不是出家人，而是一个时有放诞之举的文人。有时“或共鸡谈，或歌狗曲，或养灵龟，或笼蟋蟀”，导致“世多以迂怪目之”。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鬻画卖字，还弄些画灯、刻些砚台之类的托人兜售，想必也没几个人“识货”，销路很是不畅。所托之人中，还包括大名鼎鼎的袁枚。袁枚也帮不上什么忙，他给金农回函中的几句话，道出了当时的实情：“先生笔墨遗世独立，付烛奴以光明之，真奇宝也。奈金陵人但知食鸭脯耳，白日昭昭尚不知画为何物，况长夜之悠悠乎？”在这样的境况中，他只能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陈老莲精品拿出来换粮米，实在过不去时，低眉腆颜到朋友处蹭几顿饭，也是常有的事。金农虽曾卖文“岁计千金”，可他并非问舍求田之人，来钱随手即散，以至于经常“僧厨断烟”“九朝三食”。被誉为“十八世纪中国最伟大画家”（张郁明《盛世画佛》）的金农，竟至如此落魄的田地，令人唏嘘。

金农的晚境，就其一生而言，是最为萧瑟的章节。他并非扬州人，而是生在钱塘一带富裕之家的杭州人，有“田几棱，屋数区”（《冬心集》）。金农少时聪颖，喜欢独守书斋，读书临帖。17岁时为了学诗，常去山间名寺向高僧名士求教。他的诗艺，在弱冠之年即名扬苏浙，得到经史词论大家朱彝尊的称赞，并与丁敬、吴西林同列“浙西三高士”。

【清】金农 佛像图 天津博物馆藏

纵观金农一生，可笼统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游历，二是寓扬。

我把金农称为清初画坛的徐霞客。他一生“出游四十年”（《冬心集·自序》），遍走齐鲁、燕赵、秦晋、楚粤等地，而且金农的出游，就像今日驴友自费组团一般，总有一些学生、友人相从。这些人中，有善书能画者，有长于歌咏和操琴者。金农身边还常伴一只爱犬“阿鹊”，好嘛！这一路上的欢歌笑语、琴韵犬吠，该是怎样一副逍遥的景象啊！不知者还以为是哪里来的戏班子呢。那时候的金农，定然是十分快活的。出游40年间，金农于1720年来到扬州（距今刚好300年），他与一些名士过从甚密，很快名震扬州。1723年又出游山东、北京、太原、湖北、江西等地，这一去就是12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帝即位不久，下谕旨命大臣荐举博学鸿词之士。有人竭力推荐金农，金农写下“莫怪撩衣懒轻出，满山荆棘较花多”以明心迹，并说自己野性难驯，要求免荐。到乾隆元年（1736），金农又被举荐，虽力辞，但鬼使神差还是去了一趟北京，等了两个多月不见有下文，遂一气之下不告而别。

从这里可以看出金农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深知“博学鸿词科”并无什么实际任用，而是清廷笼络汉人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故心理上有抵触；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多少存有一点功名心，但迫于情势，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就这样，金农又一次回到扬州。据传他有过一个女儿，但嫁到天津后，死于难产，娘随女儿寄寓，也死于当地。晚年金农娶了个哑妻，后又让她返乡，从此孑然一身，直至老死。寄居西方寺的生命最后的七年里，给他带来些许快乐的，还是几个门生友人。他曾与郑板桥杯酒言欢，还常到盲眼画家汪士慎家中品茶论道，门人罗聘、项均等人良深私淑，追随杖屦，对他很是敬重。

1763年秋，金农离世。他甚至没留下给自己操办后事的钱，最后还是老友、经史学家杭世骏募集的葬资，所以也算形骸有托。门生罗聘亲奉遗骨，由扬州一路归送浙江临平黄鹤山入土。我曾读过不少纪念金农的诗文，以为晚清蒋宝龄激赏金农的两句诗，最为简练和生动——“百年大布衣，长生气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