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的最后一次故乡湘西凤凰行，是在1982年。这一年，他80岁，在黄永玉先生的催促和安排下得以成行。除黄永玉之外，另一位陪沈从文回故乡的是黄苗子先生。

因为二叔郁达夫之故，苗子、郁风夫妇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与沈从文就一直有着密切往来。沈从文不止一次向他们讲述当年郁达夫对他的帮助。1923年，独自漂泊北京开始闯荡文坛的沈从文，在生存艰难之际给郁达夫写信吁请关注和帮助。此时，来到北京的郁达夫住在哥哥郁华——即郁风父亲——的家中。沈从文没有想到，郁达夫收到信之后，居然很快就来到他所寄寓的湖南会馆。见他又饿又冻，郁达夫马上把自己围着的毛围巾取下，披在沈从文的身上。接着，又请他去吃饭。事情没有结束。郁达夫回到郁华家中，脑子里一直无法抹去所看到的沈从文的景况。他当即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为沈从文这类“北漂”文学青年而呼吁。

沈从文说那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80岁那年，他又一次这样告诉郁风和黄苗子。说着，说着，沈从文的眼睛湿润了，接着又笑了，笑得十分天真。

有这种情感的渊源，加上沈从文研究服饰史，对工艺美术和绘画颇有见地，他与苗子之间也就有了不少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些都成了他们彼此的文字往来和交谈的内容。

有意思的是，身为苗族的沈从文，对“苗子”这个名字颇有异议。他说，在湘西，“苗子”是过去汉人对苗族人的贬称。于是，在写信或题跋时，他习惯把“苗子”均写为“苗滋”。1982年在故乡，沈从文再次提醒一同前往的苗子先生：“这是苗区，你不能用‘苗子’这个名字。不然，苗族人会觉得不舒服。”于是，如今在沈从文母校文星阁小学那个著名泉水旁，有苗子当年题写的“一瓢饮”石碑，落款就写为“苗滋”。

沈从文与黄苗子时有书信往来。1976年1月，在周恩来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门外塞进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沈从文写的一封长信，有十多页。谈古代服饰史研究，谈局势，谈对未来的担忧，言辞坦率而激烈。信后特地注上一句“阅后一定烧去”。此时，苗子与郁风从秦城监狱回家还不到一年，自然不敢留下，阅后当即将信烧掉。“真是太遗憾了。要是不烧，留下来该多好。多有价值的一封信呀！”每次提到此事，黄苗子都要连声叹息。

好在黄苗子还留下了另外一些沈从文的来信和书法。后来，他知我研究过沈从文，遂将其中一幅书法转赠于我。

这幅草书写于1975年。沈从文当时喜欢书写古诗十九首，我受赠的这幅书《青青河畔草》(见图一)：“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装(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诗后沈从文另写一段题跋，简述自己练习书法的体会：

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可见性格之迂腐，实近乎不可救药，终难摆脱‘习书生’庸俗书体，真正行家必一望而知其做作处也。再书奉苗滋郁风两位一叹。弟从文乙卯国庆节后之五日，时同住北京大城中。

尚未在别处见到过沈从文谈论自己的书法，故此题跋有特殊意义。难得的是，苗子先生为此幅书法特地补写一题跋简述沈从文的书法艺术(见图二)：

七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经常写古诗十九首以赠亲友，其书法功力至深，予曾获观其早年在行伍时(为)所书某军校碑，豪健潇洒，近李北海。晚年参以章草，自成一家，而益纵肆；其书顺笔所之，有时且加以涂抹勾改，如颜真［卿］祭侄稿，一扫常规而纯任天然，为历代书法所未见。此幅乃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赠予及郁风者。其跋云“有意使笔放纵，仍处处见拘持”等语，盖谦辞也。予以所藏先生墨迹数幅之多，因以此转赠李辉应红，并记数言。苗子羊年元旦。

此题跋书写俊秀雅致，与沈从文的龙飞凤舞相互辉映。苗子先生既是书法家又是美术史论专家，他的评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与欣赏沈从文的书法。

一个月前，黄苗子先生仙逝，他可以和沈从文先生在天堂相聚，再论书艺。我分别写过两位先生的传记，如今，欣赏他们的合璧之作，既可寄寓怀念，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