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的发展进程与时代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当代社会，如果我们还都是去画古人那种逃避现实、归于山野、风花雪月，我觉得是不符合这个时代感觉的。艺术创作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有时代痕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出现的一批优秀画家和好作品，像石鲁的《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钱松喦的《红岩》、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娄山关》等，都代表了那个时代。这些作品体现了李可染先生提出的“为山河立传”的主张。20世纪前半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祖国的山河被侵略的战争给破坏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艺术家有义务为新的建设、为祖国的大好山河立传。不仅仅是画家，科学家、政治家都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过。

对当代艺术家来说，我们要发扬为“祖国山河立传”的传统，但我认为还要有新的责任。我总结当今时代的这个责任就是：不但为山河立传，还要为祖国的山河呐喊。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发展，破坏祖国山河自然环境的问题也日益严峻，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的自然资源人均来说是比较匮乏，我们应该有强烈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有些不能开发的必须禁止。所以说画家应该“为祖国的山河呐喊”，以艺术的形式，提高人民的环保意识。我近几年来所画的一些具有环保意识的、渴望自由家园的作品，就是批评那些盲目开发的人，就是宣传大自然和人以及动物这种亲密一致的关系，美好的家园本是可以“诗意的栖居”的地方，不要滥无节度地开发。我画的一批《北山后洼的轰鸣声》的作品，在上面题字写到：机器的轰鸣意味着人类又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地，然而动物却再次失去了家园。有些人说你的画法和从前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年龄的问题？我说：“不是年龄上的问题是思想上的问题。”在创作时，我是思想在前，技法在后。我不能把石涛、八大的画法搬到当代画面上来，如果是用石涛、八大的画法，去画《北山后洼的轰鸣声》是绝对不行的，那么我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是什么呢？我认为来源“生活”，其中“生”是指在当代的创作当中，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是生疏的“生”，让我的画面出现一些生疏感，“画到生时是熟时”，是技法上的体现；另外一个“生”是生命的生、活生生的“生”，让它感觉到一种生机，有一种时代的生生不息的感觉，让自己的画有生活、有生机、有生命。当今时代，更需要画家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关注自然，关注生活，提高作品的思想深度，体现时代精神，彰显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感。

从继承传统与创新谈起。本质上的继承传统，不是沿用传统的技法程式，而是承接其精神，即师法造化。师法造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以自然为师，从自然中找到新的感受、新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是更高更深层意义上的师造化，即主体意义上的“人”（我）与自然合二为一。但这种“我”与自然的融合并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作为孕育于自然中的“我”，不但回归消融于自然的怀抱，更基于对亘古自然深深理解和血肉相连的情感基础上，代山川之言，代其呐喊。这样的师造化，不停留在表面上的对景摹写或是某种情绪、某种样式的寻求，而是表现切切实实的自然精神。这样的笔墨才是真正有时代意义的笔墨，也只有这样才不容易落入前人的窠臼。

先哲为我们构造了“天人合一”的大化状态，这是一种圣人般的理想。而实际上，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都摆脱不了时代的印记和世事的扰恼，更无法抛弃情感的左右。作为生活在当代的山水画家，对自然的钟爱和关注，对时代和社会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创作是这个时代的，为这个时代产生的她的文化功能。

作为一个山水画家，能做的就是用画笔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所以我这几年创作一系列作品，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自然、提倡环保，表达一个画家的责任心、时代性和思想性。将绘画慢慢从传统文人情怀向现代思想心境的转换，使人们从我的作品当中读到生命的轮回复始，以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深层认识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