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茂设计的碳纤维椅
简单大约产生于一百五十年前。当椅子不再用来表现国王、贵族的地位,而只需满足单纯的“坐”的需求,巴洛克、洛可可的魅力曲线和粉饰成了旧时代的遗物。现代主义就是物从复杂蜕变为简单的过程。
原研哉和某汽车品牌合作设计的微笑汽车
简单这个词运用广泛。一般是指流畅简洁的风格,或是整齐统一的状态,大多用来表示褒义。简朴生活、“简单最好”等理念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被人说成是想法单纯还津津自喜的人大多都是老好人,但这也总比整天混沌茫然或是陷于自我纠结的头脑要好很多。
但是,“简单”这个词或者这个概念是何时产生的呢?换句话说,作为价值观、审美意识的“简单”,是何时成为约定俗成的印象的呢?在此斗胆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简单大约产生于一百五十年前。
在制造工艺还不复杂的年代,也就是在人类创造出复杂的式样、花纹之前,物品是何样态呢?打个比方说,石器时代的石器之中,绝大部分的外形都很单纯。以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将其形容为“简单”。然而,制造它们的石器时代的人们,肯定不会将其理解为简单。因为简单这一概念,是以与之相对的复杂的存在为前提的。早期石器的外形看上去确实比较单纯,但并不是当事人一心想要简朴、简约,才制造了这样的外形。在无法制造复杂外形的情况下的单纯,与其说是简单,倒不如说是未开化的,即原始的。换言之,简单,就是站在复杂、冗长、过剩对立面而被认知的概念。如是这般,简单必定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后期才出现的。人类制造的物品是从原始走向复杂的。文化始于复杂。说得极端一点,现存的人类文化遗产都是复杂的。就拿从中国古代王朝——商朝的遗迹——殷墟中出土的青铜器来说,每件器形都极其繁复。作为造型的顺序来说,照理会从简朴慢慢过渡到复杂。然而如果不算商朝之前的原始时期,几乎找不到器形简朴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器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复杂的外形,表面覆盖着精致的花纹。不但壶口、把手的造型夸张,表面还布满了细小繁复的回纹、云纹。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通过混入锡,不但可以降低沸点,还能增强硬度。相比其他三大古代文明,中国发明青铜的时间相对较晚一些,即便如此,这也算是当时的高科技材料。将熔化的青铜注入铸模使其凝固的技术,时至今日仍非易事。可想而知,技艺精湛的工匠和技术人员必定投入了惊人的专注力和时间,才有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成果——青铜器,而且它通体都被分外繁复的花纹包裹着。这正说明了复杂是作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被探寻得来的。换个角度,你也能推测,能够将如此卓绝的细致和努力变成现实,足以显示这意念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大型的青铜器不可能举起来。换言之,铸造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作为一种象征,来显示人们敬畏对象的力量,所以切不能将其单纯地归类为“祭器”。
一般来说,人类聚集起来建立集团的时候,不论是村寨还是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向心力以保持集体的团结。君临天下的霸主必须具备高超的统率能力,如果统率能力弱,就会被更强的人取代,或是被更强大的集团吞并。村寨与国家正如旋转的陀螺,一旦换去旋转速度和向心力,就会骤然倒下。繁复的青铜器的作用,就是将这个向心力以最直观的形象呈现出来。它能够营造一种氛围,让普通民众一看到,就不由发出“啊”的惊叹声,并心生敬畏。如此繁复而绚烂的青铜器,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扮演着象征强权的角色。
西周王朝结束之后,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此时的中国版图上诞生了很多国家,迎来了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这种情形之下,只要稍有疏失,马上会被邻国侵犯。因此,君王必须英明神武,宰相必须足智多谋,而军队也要严加统领。后世普遍认为,正是这种紧迫感催生了诸子百家的聪明才智。此时的青铜器上被密密麻麻地铸满了文字,甚至连武器、盔甲也被装饰起来,为了给人以震慑力,目之所及都变成了豪华、绚丽、诡异的样子。龙的花纹就是这一需求的最佳代言物。更确切地说,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表面上镌刻着的密密麻麻的回纹,只是龙纹的半成品,而后才发展成了有首有足的虚构动物——龙。就是说,龙既不是画师从文学轶事联想到怪兽,再挥毫泼墨画出来的产物,也不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为了达到在物品表面显示威严、刻画细节的目的,装饰纹样才演变成了动物。遍布物体表面的密集性可以营造出威严的氛围,于是龙应运而生。正因如此,无论是有机的物品表面,还是圆柱表面,都逐渐被龙紧紧缠绕覆盖。
在毗邻的伊斯兰文化圈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在否定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文化中,没有龙这样具体的动物,取而代之的是异常发达的几何花纹、藤蔓花纹,它们遍布了整个王宫和清真寺。
在人的皮肤上文上骇人的文身图样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削弱观者的气焰、恐吓对方。某些公共浴室有规定:禁止有文身者入内。这或许就是担心曝露文身会使他人产生恐惧感。中国用龙、伊斯兰国家用几何图样缠绕全身,目的一定是为了警告对方“胆敢攻击我的话,一定会让你好看”。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威慑。不是以核武器来威胁对方,而是以密集图案来遏制对方的侵略。
同样,印度也不例外。由大理石建成的纯白色建筑泰姬陵,是莫卧儿帝国统治者沙贾汗为已故皇后建造的真正意义上的纪念馆。它的表面用图案繁复的镶嵌工艺镶满了由各地搜集而来的绚丽斑斓的石头。镶嵌工艺是指在物体表面凿出图案的形状,然后再将凿刻好的同样形状的其他颜色材料嵌入其中,泰姬陵正是通过这样令人目不暇给的连续作业建造起来的。通过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装饰,沙贾汗的力量一览无遗,并传递至今。
在欧洲君主专制权力最强的时代——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泛滥的巴洛克、洛可可装饰风格达到了巅峰。据说凡尔赛宫的镜厅就是谒见室,事实上光是想象一下走在红色绒毯上拜见坐在正前的国王的情景,就会令人不寒而栗。并不是我胆小,而是象征了强大尊威的镜厅给人的威慑本来就是如此。
然而,决定性的变化随近代而来。近代社会的价值基准被颠覆,“人生而自由平等”成了基本信条,国家变成了保障人们安居乐业的体系中的一环,这就是所谓的近代公民社会。现实的变化使成立国家的途径变得多样,换言之,就是要经历各式各样的波折坎坷。但是如果你聚精审视历史的脉络,就会发现其实历史的潮流永远是朝着清晰的既定方向奔涌——世界已经调转船头,驶向以人人平等、生活幸福为基础的社会。
顺应这个潮流,物失去了作为“力量”象征的必要性。椅子不再用来表现国王、贵族的地位,而只需满足单纯的“坐”的需求。科学进步促进了理性主义思想的进化和成熟。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力图使物品与功能直接对话的思想。随之,猫足式椅子的弯曲变得多余,巴洛克、洛可可的魅力曲线和粉饰成了旧时代的遗物。人们开始率真地重新衡量资源和人类行为、形态和功能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高效运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态度显示出全新的理智的光辉与形态之美。这就是简单。
一百五十年前并不是历史上的新纪元。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在经历产业革命后重现生机。在这个时代,为了将产业成果齐聚一堂举行展览,伦敦世博会建造了铁与玻璃的“水晶宫”,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与此同时,在奥地利,索奈特以曲木技术制造的朴素典雅兼具功能性的椅子开始面向大众量产。而在此时的英国,达尔文写下了《物种起源》,世界为之震惊。日本因黑船冲突,攘夷呼声高涨。事实上,纵观世界历史,找不到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告诉我们“简单始于此”。但是在我看来,大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简单的价值观开始为人们点亮了崭新的理性明灯。
用复杂来象征权力的漫长时代就此宣造终结,人们开始了对生活的朴素探索,家具、家居,以及城市、道路都开始被重新构建。现代主义就是物从复杂蜕变为简单的过程。财富以及人们的欲望常常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有时人们会疲于对简单的执著追寻,于是就容易放纵自己。但是如果你专注地透视整体架构,就会看到世界一直以简单为中轴旋转着,而且在任何瞬间也不曾停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