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不景气，原因是很多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大多从艺术批评家身上寻找原因是很不全面的。其实，某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缺乏接受艺术批评的雅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而良好的艺术批评生态环境绝不是艺术批评家能够单独营造的，而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乃至全社会共同营造的。

但是，中国当代有些有影响的艺术家拒斥艺术批评的气势很盛，有的艺术家在受到一些艺术批评家的尖锐批评后就不和这些艺术批评家来往，甚至视若寇仇。即使不得不来往，也是面和心不和。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成为诤友的很少见到。这种恶劣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抬头并逐渐形成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种暗流。当然，那些当代艺术家并不是完全厌恶艺术批评。他们只是拒斥“说坏处”的艺术批评，还是欣然接受“说好处”的艺术批评的。这些当代艺术家厌恶艺术批评，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简单化的、幼稚而粗暴的艺术批评心有余悸，恐怕还是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

这种消极现象一是反映了有些艺术家缺乏应有的自省，不能自觉地主动地优化自身的精神结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贫困和腐败。这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审美感知力的退化，是非辨别力的异化，与人民群众离心力的增大。因此，进步的艺术家总是将自我净化作为一种贯穿艺术生命始终的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批评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有些艺术家固步自封，满足现状，缺乏应有的自省，很难自觉自愿地接受帮助他们进步的艺术批评。二是反映了有些艺术家缺乏必要的自信，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其实，一部艺术作品如果经不起艺术批评，或者一批就倒，那么，这部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反而，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在艺术批评中日益完善起来的。在世界艺术史上，大多数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在反复修改中出世的。这个不断修改的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因此，只有那些缺乏自信的艺术家，才拒斥各种艺术批评。

茅盾、姚雪垠等大家，在自觉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科学发展上的态度值得借鉴。他们既是清醒的，即能够认识到自身局限，也是自信的，即能够看到自身长处。因此，他们在艺术批评上成了真正的诤友。姚雪垠对茅盾虽然充满了敬意，但绝不是盲目的。姚雪垠评论茅盾时认为“每个历史运动中的有功之士，都是历史的产儿，既参与对历史的缔造，也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们是在历史的局限中做了历史前驱的战士”。而茅盾也是清醒的，认为“彼时眼光短浅，而胆大敢为，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及今思之，常自汗颜”。茅盾没有文过饰非，而是在接受艺术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姚雪垠在艺术创作上做到了“生命不止，探索和追求不止”，而在艺术批评上，他更是闻过则喜，闻过必改。阿英批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融化西洋长篇小说同中国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手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不统一的地方。姚雪垠很快就在文字风格上重新推敲一遍，修改的地方很多。吴晗指出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在作家叙述部分，连“满清”一词也要避免使用，不要无意中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姚雪垠马上仔细检查了全书并改正了一些地方。姚雪垠认为茅盾对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分析和评论“实为文艺评论的典范”。他将茅盾关于《李自成》的所有来信，包括对第二卷各单元的意见，用厚道林纸粘贴，装成一册。后来，他还从茅盾的信中将谈论小说艺术的部分抄出来发表，“推动重视艺术性的文艺风气”。

中国当代艺术界迟迟没有出现伟大的艺术作品，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俄国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晚年艺术创作的批评中，可以看到19世纪俄国艺术批评尖锐和激烈的程度。别林斯基从3个方面对果戈理晚年的艺术创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是别林斯基深刻地批评了果戈理晚年艺术创作发生的“可怕癌变”。指出果戈理曾经藉优美绝伦、无限真诚的艺术作品，如此强有力地促进俄国的自觉，“使她能够像在镜子里一样地看到自己”，而晚年却凭着基督和教会之名，教导野蛮的地主榨取农民更多的血汗，更厉害地辱骂他们。二是别林斯基透彻地把握了果戈理的声名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果戈理对自己以前的艺术作品表示不满，声言只有当沙皇满意时，才会满意。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人，降低了身价。三是别林斯基尖锐地挖掘了果戈理创作《与友人书信选集》的现实动机。指出果戈理写成《与友人书信选集》不是一天、一星期或一月之功，也许却是在一年、两年或三年里写成的；这之间有着前后呼应的联系；在随意的抒写中可以看出深思熟虑，对最高权力的歌颂圆满地解决了果戈理在现实中的境遇。这种艺术批评的尖锐程度似乎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没有感受过的。在这种艺术批评中，别林斯基提出了艺术批评应该坚守的根本原则。这就是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指出的：“自尊心受到凌辱，还可以忍受，如果问题仅仅在此，我还有默尔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严遭受凌辱，是不能够忍受的；在宗教的荫庇和鞭笞的保护下，把谎言和不义当做真理和美德来宣扬，是不能够缄默的。”而19世纪俄国艺术界之所以能够出现伟大的艺术批评家、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别林斯基的这种追求真理、不留情面、入木三分的艺术批评在19世纪俄国能够存在并发生重要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别林斯基这种尖锐的艺术批评是很令人期待的。现实情况是，即使偶尔出现这种尖锐的艺术批评的萌芽，也会遭到围攻，甚至谩骂，还被指责为是恶意的。

当然，艺术批评的存在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艺术家对文艺批评的接受。至少艺术批评还肩负着引领艺术消费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家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艺术家对艺术批评过激、过敏和过当的反应。但是，艺术批评的发展和兴盛却离不开艺术家对文艺批评的接受。因此，良好的艺术批评生态环境不完全取决于艺术批评家，而是由全社会主要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共同营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