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当代艺术批评家朱其、王林、程美信相继发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看了想吐》、《无耻的浪漫—中国艺术之怪现状》、《2012年新艺术调查报告》引起了艺术界的关注，而他们的文章留给大家的最深印象恐怕并不是观点而是一种绝望，一种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绝望。

对于批评家们的这种绝望，让我想到了克尔凯戈尔在《致死的疾病》中对绝望的阐释，他认为一个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绝望是积极的，因为对绝望的意识恰恰是消除绝望的开始。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意识，更不知道自己陷于绝望，一心只知道世俗事物，这虽然也是一种绝望，但这只是一种无知的人的最低层次的绝望。对于如何超越和战胜绝望，克尔凯戈尔也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只有信仰，只有对绝对的信仰，才能让自己得救，这个绝对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上帝。而众人的生活却因为没有对这个绝对的信仰，所以他们不得不生活在相对中。

迷恋世俗生活，被中庸文化支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是否是克尔凯戈尔所说的那种只生活在相对中的人？回到当下，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绝对似乎只能是金钱和财神。也许是因为金钱过于冷漠，以致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或者直接回到传统中去寻找安慰，因为那里的确也曾经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绝对，如“最高指示”和“世界之最”。

“自我”和“个人”是克尔凯戈尔思想的核心，克尔凯戈尔认为只有当自我真正的独立，他才能实现有限性与无限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这时他才能与绝对同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当然，对于只生活在世俗世界里的人而言是无所谓“自我”和“个人”的，即使有，那个自我和个人也一定是虚弱或残缺的。因为他有可能会因为缺少有限性而生活在抽象或想象之中，或因为缺少无限性而局限在世俗狭小的范围内不敢成为自己，还有可能会因为缺少必然性而不得不在无数的可能性中感到迷茫与虚无。

对于自我意识与绝望之间的联系，克尔凯戈尔认为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没有意识到深层次自我的存在，这种绝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望，也是最没有希望的绝望；第二种是意识到了深层次自我的存在，但不愿意成为那个深层次的自我；第三种是否定那个深层次的自我是绝对上帝建立的，并立志要成为只属于自己的那个深层次的自我。

对于克尔凯戈尔所说的这些“自我”、“个人”和“绝望”中国人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我以为大多数中国人一定是不太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这并非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有自我，也并非是因为不希望与绝对建立联系，而是因为成为自我和承认绝对对于中国人而言远比克尔凯戈尔想象的困难，正如克尔凯戈尔一定难以理解中国人所说的“聪明难，糊涂更难”。

中国文化追求委婉涵蓄、只可意会，反对没有遮蔽掩饰的展示和表白。所以求真的艺术、哲学、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而在西方诞生也不足为奇，这并非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而是因为中国人不能聪明，或不敢聪明。我赞同中国文化是一种诗意文化的观点，不过，中国人的诗绝非是西方人观念中的诗，西方人的诗是无遮蔽的显现和去蔽的存在，而中国人的诗却是遮蔽的显现与存在。为什么要“遮蔽的显现与存在”？因为现实要求中国人糊涂，哪怕是伪装糊涂也行，总之不能原形毕露。

为什么东西方文化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四千五百年前的颛顼(公元前2514年～前2437年)统治时期，颛顼就因为担心天神扰乱民心和干扰他的统治而下令严禁民众擅自通天，这就是著名的“绝地天通”运动。从那时开始，民众的精神自由便有了一个明确的界线，孔子则是制定这个界线的集大成者，也正因为此，孔子则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说只有“克己”才能“复礼”，学会自我克制是做一名合格中国人的基本修养，《三字经》则是中国人学习进入社会的第一本教材。

中国人习惯于将服从国家、集体的利益视为高尚的精神品质，追求自我则是自私自利、个人英雄主义和道德败坏。怎么办？自我和个人只能隐藏，而诗和艺术则是隐藏中国人自我和个人的最好去处，它可以隐喻，可以象征，还可以托物言志，唯独不可以的是没有顾忌地随心所欲，否则就是天真幼稚、粗鲁野蛮、或精神错乱。

对于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沉淀物，我并不认为是无法清理的，正如中国今天已经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封建专制走向了社会主义民主，而这种社会的改变恰恰为个人的改变提供了土壤，此时此刻，个人若仍坚持“糊涂”和“遮蔽”，那理应是个人的问题，至少对于年轻人而言是如此。

与克尔凯戈尔生长的十九世纪相比，中国人今天的条件应该改善了许多，所以我们可以在今天借鉴一些克尔凯戈尔的“绝对”、“无限”和“个人”理念。我个人对这些“绝对”、“无限”、“个人”的理解是只有让个人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才有可能让个人的无限性与必然性得以实现，所谓“绝对”也就在个人的可能性发挥到极致状态，正如德国现代精神病学奠基人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寻常人只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正因为如此，凡高才在他的墙壁上写下“我是神，我与上帝同在。”

为什么精神病患者能看见世界的本源？为什么他们能与上帝同在呢？因为他们是开放的无遮蔽存在。对于精神病人开放的无遮蔽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卫生部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主任沈渔邨教授在她主编的《精神病学》(2009年第5版)中的描述是“患者认为自己精神活动受到某种外力，或者是一种意念的影响与控制。”对于中国精神科医生而言，受到某种外力或意念的控制就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在西方，这种观点却受到过许多挑战，英国、法国、美国一批精神病学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曾联合起来组成了反精神病学派，他们反对精神病学的基础，他们认为不同于常人的精神病人思维同样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他们的代表人物莱恩所说：“按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有些人虽然被认为精神健全，但他们的头脑同样不正常，同样危险。差别只在于社会没有把他们送进疯人院。我知道，被认为患有忘想症的人，在他的妄想中也许会告诉我真理。我这样说，并非含糊其辞，也不是隐喻，而是表达相当正式的看法。”福柯甚至认为“疯狂比理性更加接近真理和幸福。”

同样是生长在克尔凯戈尔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世界本来是多元和丰富多彩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一致呢？再说精神病人如果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并与世俗世界之外的世界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我们为什么要禁止和拒绝呢？其实，我们之所以难以从西方哲学家们的理性和精神分裂者的感性中获得灵感，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世俗社会的过度迷恋，这种迷恋既让我们无法理性，也让我们无法感性，结果我们只能生活在历史的惯性和惰性中等待历史的判决，这种等待的情形如不改变，难以避免的结局也只能是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