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凌晨1点40分发出的SOS求救信号。从泰坦尼克号上发出的最后一个遇险信号是在凌晨2点17分，三分钟后，船沉没。

 

这一2000年发现的水晶碗，很有可能是一位头等舱客人所使用的。

 

这顶圆顶硬礼帽是1993年在残骸地址发现的，罗缎缎带缠绕帽子的底端和边缘。

 

 

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衣

 

2010年前往泰坦尼克号沉没地址的考察收获了大量的新发现，包括各种影像和古董。这是泰坦尼克号重量近1000吨的引擎的侧面轮廓。

 

当船只下沉时，船务人员在这样的旅行提包中装满乘客之前存放在泰坦尼克号贵重物品保管箱里的珠宝和现金。

 

22岁的无声片明星多萝西·吉布森蜷缩在一艘救生艇上，开始冷得发抖，一件晚礼服外她只匆忙地套了一件毛衣和短外套。

虽然0点45分就放下了这艘7号救生艇，但它仍然停留在距离泰坦尼克号20码的地方，以防将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被用到。多萝西和陪同她旅行的母亲波林就在这艘小艇上亲眼目睹其他救生艇一艘接着一艘离开泰坦尼克号，直到凌晨2点，事实已然非常清晰，绝大多数的乘客将没有从沉船中逃生的可能。认识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迫在眉睫，负责望风的乔治·霍格下令，让救生艇7号开始划行，离开泰坦尼克号。他认为救生艇被沉船余波影响吸入海底的风险非常大，于是让乘客和船员尽其所能地用力桨划，跨越漆黑的海面。多萝西的眼睛无法离开泰坦尼克号，此时船头已经在海面之下，船尾则翘向天空。

“突然间，船体发出的巨大响声和站在栏杆边的人们的骚动声融合在一起，震耳欲聋，”她说，“之后，最坏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场面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我死。”

多萝西听到的是大约1500人一起喊救命的声音，这一庞大的噪音被她形容是叫喊、尖叫声和呻吟声的骇人混合。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水面以下更深处传来的巨响，多萝西事后将这一爆炸声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震撼人心的力量相提并论，“没有人可以形容出这一令人恐惧的声音”。

幸运获救的电影明星

在踏上泰坦尼克号之前，多萝西·吉布森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新泽西州的普通女孩到著名插画家哈里森·费希尔的模特，再到无声片明星的变身。当时费希尔笔下的那些理想化的美国美人形象充斥着各大流行杂志的封面。

到了1912年的春天，多萝西因为太多工作而劳累过度，她请求自己的雇主、位于新泽西州Fort Lee区的埃克莱尔电影厂给予自己一个假期。因为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非常长，而她也逐渐意识到，事实上，“电影明星的魅力光环（和实际工作内容相比）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她当时一周赚175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但是，她筋疲力尽；她甚至考虑完全退出电影业。“我感觉自己已经快崩溃了，每个人都坚持让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她之后回忆说，“所以，布鲁雷特先生为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棒的国外假期。这是当时最理想的解决方法。”（她在事件后和埃克莱尔电影厂42岁的电影制片人儒勒·布鲁雷特结了婚，当时，布鲁雷特是电影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多萝西和她的母亲于1912年3月17日乘船前往欧洲航行，行程不仅包括欧洲大陆，也去了阿尔及尔和埃及。然而，当她们在4月8日从热内亚到了威尼斯之后，她们在旅店里收到了一封电报，要求多萝西返回美国。电影厂发生了紧急状况，她必须立刻开始工作，出演一系列的电影。虽然只离开了三个星期，但转换环境仍然使得多萝西受益良多——她说，她像是“一个崭新的女人”——她回复了电影厂，并告知自己的计划。在巴黎短暂逗留之后，她计划在4月10日从瑟堡出发乘船回到纽约。

救生艇上一片沉默。“没有人说一句话，”多萝西回忆说，“没有可以说的，也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面对刺骨的寒冷和越来越波涛汹涌的海洋，多萝西不得不承认她将可能连这个夜晚都撑不过。船上的无线电专员到底有没有发出求救信号让周围的船只过来施救？救生艇上的人将在余下的若干天里在严酷的大西洋上漂浮数英里，这样的可能性瞬间非常现实。

4月15日黎明，7号救生艇上的乘客们看到了一排灯光和一团黑色的烟雾。“我们竭尽所能地在救生艇狭小的空间里互相取暖，同时，我们看着那团黑色的烟雾越来越大，”多萝西回忆说，“然后，我们逐渐能够分辨出这是一艘蒸汽船的船体正在向我们的方向靠近。”

在救生艇上的人们，伸出冻僵的手，用突然涌起的额外的力量向着卡帕提亚号划去，正是这艘船收到了泰坦尼克号的遇险信号，并且航行58英里来救援幸存者。当太阳将晨曦的微光投射到海面上的时候，多萝西注意到一些绿色的垫子在海面上漂浮，她认出来这正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沙发。而日光很快变得明亮热烈，把围困在他们四周的冰山照得一览无遗。

在6点钟左右，多萝西·吉布森乘坐的7号救生艇被拉到了卡帕提亚号身侧。她沿着从船上放下的绳梯往上爬，几分钟后，多萝西发现自己已经在另一艘船的甲板上。风吹着她那件湿漉漉的晚礼服，多萝西被卡帕提亚号的乘客罗素·洛威尔和他的妻子询问，是否愿意分享他们的客舱。吃完早饭后，她退到了他们的舱室里，在那里，她一觉睡了26个小时。

首个事故报道和新闻片

儒勒·布鲁雷特一直打算派一个摄制组前往码头记录多萝西抵达纽约的时刻；他是第一批认识到纪录片可以被用来作为强大宣传工具中的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一位美国明星从一场世界上最著名的沉船事件中归来，将有助于提振电影票房。但马上，他发现自己手上有了一个非同凡响的故事。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各种消息和细节供不应求——刚开始的时候，一些报纸曾经宣称所有的乘客都被救生还。卡帕提亚号的船长亚瑟·罗斯顿曾经全面禁止从自己的船上向媒体泄露相关消息——船上的无线电设备只能够被用作与当局沟通、生还者和家人之间沟通的渠道，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当时能够被验证的泰坦尼克号遇难者名单。

在4月18日（星期四）的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卡帕提亚号驶入纽约，被无数小船所簇拥——那些船只都是被新闻机构租用来打听这一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故的。站在这些拖船上，记者们拿着扩音器向船上喊话，为取得具体细节他们喊出了骇人的价钱。但罗斯顿船长说，他将对任何一个敢于贸然登船的记者开枪。

然而，这艘船原来的乘客之一，卡洛斯·F.赫德本就是圣路易斯邮报的资深记者，在过去的四天中，他和船上的大量生还者聊过天，积累的素材足够他写出一篇5000字的报道。赫德面临的唯一问题是怎样把这篇报道送出船外。他争取到一个机会向他在New York Evening World（NYEW）报纸工作的朋友发送了一封电报，而就在卡帕提亚号回到纽约的当夜，NYEW也租用了一辆拖船驶向了卡帕提亚号。避开了船长的视线，赫德将自己写下的手稿放进了一个油布袋中，扔给了等待中的拖船。之后，4月18日出版的NYEW版面上，呈现的是赫德文章的摘要，而注明全文将在第二天一早刊出。这篇名为《泰坦尼克号锅炉爆炸，撞上冰山被劈成两半》的文章开头是这样的：“1500条生命（这一数字在不同版本中有一些上下浮动）在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中消逝了，它在周日晚上11点45分撞上了一座冰山，在两个小时35分钟后它就已经躺在了海底。”

在卡帕提亚号回到纽约的那个夜晚，多萝西·吉布森也站在甲板上，夜的黑暗如此深重，以至于她完全看不出纽约的天际线。她不知道的是，数以千计的人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赶来目睹卡帕提亚号的入港。多萝西“哭着跑下了船”，跑向了伸开双臂迎接她的继父，跟在她身后的是她的母亲。伦纳德·吉布森迎来了他的继女和妻子，他们一起穿过拥挤的人群，钻入一辆出租车，并将她们带到一家纽约的餐厅。但是，当时多萝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的爱人布鲁雷特。她意识到当时他不来港口迎接她是正确的——因为这会引发丑闻——但她非常渴望见到他。几个小时以后，她开车来到他们俩相约的旅馆。

就是在那个晚上，布鲁雷特向多萝西献上了一枚订婚钻戒——当时价值1000美元，以及一个计划：拍摄一部关于她生还的纪录片电影。不久，他说，她不仅将成为他的妻子，也将比之前更加有名。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让这两件事有了可能。

公众对于各种信息和细节，包括沉船中的痛苦、勇敢、自我牺牲和自私，似乎永不满足，而布鲁雷特则率先拥有了利用这一心理的便利，他启用了当时相对新潮的媒介——新闻素材片。他所拍摄的卡帕提亚号甲板上的素材，将和泰坦尼克号史密斯船长生前在泰坦尼克号姐妹船奥林匹克号上漫步的画面拼接在一起，还有沉船海域的冰山镜头以及船刚造好时的影像——于4月22日东海岸剧院首演。事后， Billboard杂志宣称，布鲁雷特的新闻素材片Animated Weekly不仅“第一次将被媒体雇用的拖船和摄影师拍进了镜头，更证明了影像视频可以和平面媒体一样，在第一时间向大众传递新闻信息”。

在宣传中，布鲁雷特将这一新闻素材纪录片视作“史上最有名的电影”，而这部影片也在随后证明了自己的魅力，在美国院线持续热映多周。这位电影大亨之后还为无线电技术的发明者 Guglielmo Marconi安排了一次私人放映，因为正是这项技术在泰坦尼克号的搜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后，Marconi又将一封电影拷贝给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塔夫脱的好友Maj. Archie Butt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这部影片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布鲁雷特的灵感，他决定基于这一事件制作一部无声电影，就由他的爱人、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多萝西·吉布森担纲主演。

沉船一个月后电影上映

在到达了纽约几天以后，多萝西就已经写出了一个大致的故事梗概。她将在影片中饰演多萝西小姐，一位年轻的从欧洲之路中赶回美国，赴和爱人婚约的年轻女子，而片中，她的爱人叫伊森·杰克，是一名美国海军的服役上尉。

影片的拍摄几乎立刻就在Fort Lee的制片厂展开了，还有一处取景地是在停靠在纽约港的一艘废弃的货轮上。她穿着和遇险逃难那晚一模一样的晚礼服——一件白色的丝绸晚礼服，一件毛衣和一件外套，以及黑色的高跟鞋。对这一幸存经历的逼真描摹带来的力量是压倒性的。这实际上不需要什么演技，只是用尽可能最传统的方式还原那时的情境。多萝西完全取材于自己的回忆，而电影则使得一切重现。

当电影在1912年5月16日上映的时候，距离沉船事件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其现实主义的拍摄方式和丰沛的感情受到了赞誉。“全世界最大的海难事故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成了全国热议的话题，”《电影消息》报道称，“女主角多萝西·吉布森小姐是这场海难中最引人注目的生还者之一。通过这部电影杰作，她告诉了我们这场遭遇了冰山之后的可怕悲剧的始末。”（这部影片如今已经无法找到）

“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陷入深刻的哀悼之中，”她说，“我希望能有机会向那些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献出自己生命的人致敬。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事实上，这一影片的拍摄经历仍然让她和现实脱节，情绪不能自已。在这部《从泰坦尼克生还》的电影放映之后没多久，多萝西就走出了她在fort Lee电影厂的化妆间，不再拍电影。她自己的解释是，“不满意。”

在1912年的夏秋季之交，就在布鲁雷特和凯尔·莱姆勒一起创建环球电影制作公司（之后成为环球影业）的时候，布鲁雷特的妻子卡拉，终于决定直面现实，和布鲁雷特离婚。在这场丑闻缠身、旷日持久的离婚诉讼结束之后，多萝西于1917年7月6日在纽约和布鲁雷特结婚。他们在1923年离婚——很明显，让两人陷入爱情的正是地下情带来的诱惑。

多萝西之后飞往欧洲，她的母亲已经在那里定居。隐身于巴黎市井，多萝西的高昂赡养费足够支撑她每日奢靡的生活，包括鸡尾酒和香槟，以及招待一大帮波希米亚范儿的朋友，其中包括作家科莱特，H.G.维尔斯和詹姆斯·乔伊斯。 “噢，这是一段多好的时光！”她在1934年对记者说。“我其实从未对电影有多大的兴趣，能够从中抽身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告诉你，对我，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你也知道，我曾经遭受磨难。但自从来到法国，我已经恢复了，终于真正地高兴起来。我正在过着我梦想中的生活，但我确信终有一天将有一片阴云飘来带走这一切。”

多萝西的戏剧人生

多萝西所担心的会破坏梦想生活的阴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的5月，多萝西在佛罗伦萨，准备接她母亲一起返回法国。而这时，德国已经入侵荷兰和比利时。但当时仍有办法让这两名女士回到美国避开战争。但为什么她们没有回去？她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必须说，当时我从未起过从海路返回美国的念头，”多萝西说。之后她在一份誓章中写道，“因为我和我的母亲都对海上航行感到胆怯，我们曾经遭遇海难。但是，我也从未想留在意大利，我们只是在意大利等着情势好转可以更好地出行。”

从这个点开始，追索多萝西的生命足迹开始成为一个困难的任务。1944年的春天，多萝西仍然在佛罗伦萨与她的母亲一起，她被意大利警方告知，她将带到由德国人控制的Fossoli拘留中心。她试图逃跑，但在4月16日被逮捕，并被送往一个纳粹集中营。辗转于多个集中营后，她最终被关押在San Vittore，这里被她称为“人间地狱”。如果不是因为营地内的双重间谍Ugo Luca Osteria想要渗透进瑞士情报组织（最后并未达成），而必须将一些犯人作为诱饵偷运到瑞士，多萝西极有可能在此处死去。多萝西最后被以“纳粹的同情者和间谍”的假身份偷偷送出集中营，她也真的来到了瑞士，但是这一经历却给她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在苏黎世她接受了审讯，就是在那里她给美国领事馆副领事詹姆斯·G.贝尔写下了上文中的誓章。最后，她被认定为“太愚蠢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间谍”。用贝尔的话说，多萝西“难以证明有足够的聪明能为人所用”。

此后，多萝西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但从泰坦尼克号海难和集中营经历中所遭受的创伤让她筋疲力尽。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她回到了巴黎，在著名的利兹酒店度过了几周，1946年2月17日，她在自己的套房里去世，享年56岁，死于心脏病突发。

战争平息了第一波热潮

基于幸存者多萝西·吉布森的遭遇创作的默片《从泰坦尼克号生还》在1912年5月上映后大获成功。

这一世界上最有名的沉船事件造成了三波泰坦尼克热。第一波，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灾难发生后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关切，这也促成了布鲁雷特的新闻素材片、多萝西·吉布森的电影《从泰坦尼克号生还》，以及一系列的由生还者撰写的书本和诗歌，其中包括埃德温·德鲁的那首《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Titanic Wreck，1912年5月）和托马斯·哈代的《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ain》（1912年6月），以及一系列歌曲——仅1912年一年中，就有112首灵感来自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歌曲在美国进行了版权登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泰坦尼克号的热潮平息了下来——欧洲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丧命，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对城市和社区造成致命破坏，还有希特勒一意孤行的种族清洗计划，和其他的不幸一起，遮盖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之灾，毕竟，因这次海难丧生的是1500人，在全球性的悲剧面前不值一提。

冷战中掀起第二波热潮

上世纪50年代，第一部完整地展现这场灾难的代表性电影是一出情景剧，被简单地命名为《泰坦尼克号》，由当时女性电影的第一名角芭芭拉·斯坦威克主演。

 

1958年，根据沃尔特·劳德同名书籍改编的电影《需要铭记的一夜》上映。之后，泰坦尼克的热潮暂时消退。

 

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普遍认为是第二波泰坦尼克号热兴起的时间点。在冷战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威胁——在任何时刻，世界都可能在一场核战争中终结——而泰坦尼克号则代表了一个有着同样的隐喻意义、可以被理解的悲剧形象。一种怀旧的薄雾笼罩着泰坦尼克号事件——一种怀旧思潮在这个每个人都明确知道、并有着自己固定位置的社会中发酵；这是一种温柔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想象中的温柔——当人们都按照严格的规则生活，而泰坦尼克号的这场悲剧却至少为其上的乘客提供了一个思索自己命运的时间。

上世纪50年代，第一部完整地展现这场灾难的代表性电影是一出情景剧，被简单地命名为《泰坦尼克号》，由当时女性电影的第一名角芭芭拉·斯坦威克主演。在片中，她饰演茱莉亚·司徒格斯，一个正处在情绪崩溃之中的女人。茱莉亚被困于一段不幸的婚姻之中，有一个有钱但冷酷的丈夫，理查德，她怀着从丈夫手中抢过两个孩子的念头登上泰坦尼克号。

这部电影由吉恩·尼古雷斯科执导，和影片所侧重表现的爱情的逝去和死灰复燃相比，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悲剧被弱化了。假如影片的情境——破碎的婚姻，迂回地夺子计划以及周围人所显示的真正的父母之爱不够波澜壮阔，那就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情绪化背景来强化这一切。

人们很容易假设，影片中儿童被绑架的情节只是出自于编剧查尔斯·布拉克特自作多情的想象。但事实上，这个故事有历史上的真实出处。几乎在卡帕提亚号在纽约停靠之后，人们立刻发现有两个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年幼的法国男孩Lolo和Momon——他们是被父亲绑架的。泰坦尼克号二等舱的幸存者Madeleine Mellenger，当年13岁，记得这两个黑发男孩，一个差不多4岁，一个则只有2岁。“他们和我们共用一张桌子……我们当时就疑惑他们的母亲去哪了，”她说，“原来父亲正是想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带走，带到美国去。”在其成年之后，迈克尔（当年的Lolo)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当年对泰坦尼克号的印象。“一艘雄伟的船！”他说，“我记得低头看整个船身，这艘船看上去棒极了。弟弟和我在前甲板上玩耍，我们都为能够上船而感到兴奋。一天早上，父亲、弟弟和我在二等舱的餐室里吃着鸡蛋，大海看上去那样动人心魄。我当时的感觉简直是完美的。”在沉船之夜，他记得父亲进入他们的船舱并温柔地叫醒了哥俩。“他非常温柔地将我拥进他的怀抱中，帮我穿上衣服，”他说，“一个陌生人也在为我的弟弟做同样的事情。当我现在回想起这一切，我非常感动。他们知道他们将死去。”

不仅如此，他们的父亲，这位自称路易·霍夫曼，真实姓名为Michel Navratil的男子一直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同行的乘客登上救生艇。“他最后的善意是帮我把我的新鞋子穿上并帮我系上了鞋带。”Madeleine回忆说。她和她的母亲坐进了14号救生艇，得以生还，在1时30分的时候离开了母船，但Michel却需要等到2时05分，才能将他自己的儿子送上Collapsible D号救生艇，这也是被放下的最后一艘救生艇。目击者回忆称这个男人屈着膝探下身，以确保他的儿子能够被包裹得更加暖和。

他将他的长子递给二副查尔斯·赫伯特·莱特脱勒，由查尔斯负责装载救生艇，Michel向后退了几步，敬了一个礼，就消失在了船左舷的人群中。他的儿子迈克尔后来回忆起救生艇被放下海的那一刻的情景，“我记得海水飞溅的声音，以及船体的强烈震荡，因为小船正在试图震颤着在突发情况下找到对的角度。”

当卡帕提亚号在纽约停靠后，两个男孩成为了焦点，被记者们称为“深海遗孤”或“泰坦尼克号的流浪儿童”。几天之内，他们的照片就登上了美国各地的报纸。而在法国尼斯，他们的母亲马塞勒·纳瓦拉蒂尔正在疯狂地寻找孩子们的下落，引来了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关注。她展示了迈克尔的一张照片，而当她听说蒙特卡洛的托马斯·库克向一个名叫路易·霍夫曼的人售出了一张二等舱船票的时候，她立刻明白了前夫干了些什么——这个名字是从他们的邻居身上挪用的。

泰坦尼克号的船厂白星公司立刻为这位母亲提供了一次免费前往纽约的机会，她乘坐海洋号在5月8日从瑟堡启程。在几周后，马塞勒抵达纽约。一辆出租车把她带到了儿童收容所，那里已经被记者和摄影师们围得水泄不通。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称，“就连对过大楼的窗前也都站满了闻风而来观看的商店员工，他们都伸长了脖子，激动地打着手势注目着五楼的窗户，因为孩子们据说就在那里。”年轻的母亲获得允许可以单独看望自己的孩子。她看到迈克尔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翻阅着字母图册，而弟弟则坐在地板上，正在玩拼图。

在她进入房间，男孩们起初看上去很焦虑，之后他们认出是自己的母亲，“一种惊奇迷惑的神色在哥哥的脸上蔓延开来，而弟弟则不敢置信地盯着那个出现在门厅里的人。他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哀号，哭哭啼啼地奔向他母亲展开的双手。母亲颤抖着呜咽起来，泪眼朦胧，她奔向前抱紧了两个孩子。”

尽管迈克尔在2001年1月30日以92岁的高龄去世，作为泰坦尼克号最后一位男性生还者，迈克尔说：“我在4岁时就死了。从那以后的人生都是额外赚来的美好的时光。”

最直率和真实的声音来自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伊迪丝·罗素，当时32岁的她设法得到了一个登上救生艇的机会，还抓着被她视为护生符的一个可以播放音乐的小猪玩偶，可以播放流行曲La Maxixe。

伊迪丝是时尚买手、记者、设计师，曾接触过制作人、编剧查尔斯·布拉克特，当她知道由芭芭拉主演的这部影片即将开始拍摄的时候，她将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并主动请缨，参与电影的制作。然而，寄出的信件却没有回音，因为布拉克特决定不和任何幸存者进行交谈。电影人对创作属于自己的故事更感兴趣，那将是一个能够满足所有观众感情需求的情节剧，不能被像伊迪丝这样的真实经历的铺陈打断。

但制作团队确实在1953年4月邀请了伊迪丝和其他一些生还者提前观看了影片《泰坦尼克号》。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动人的经历。伊迪丝非常享受这场放映，她说终于有机会可以将当年的音乐小猪和海难当晚穿着的裙子展示出来。伊迪丝向布拉克特恭贺这部电影的成功。但是，作为一名幸存者，她说她也注意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当人们登上救生艇时，大多数人都走到船尾然后跳入到那些被浮游在船侧的小艇上，”伊迪丝说，“事实上，这些救生艇都是以最匆促的速度被扔到海水里的。它们入水时间非常迅速，根本不是像电影中那样优雅地滑入水中。”除了这些之外，她认为电影“非常出色”，认为布拉克特的工作做得很好。而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那一夜重现。“这让我心痛，我似乎仍然可以看到那些水手正在工作，船撞上了冰山，他们下去检查引擎却再也没有回来。”

电影《泰坦尼克号》后来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奖，而公众希望知道更多关于沉船的消息，而这一需求随后由沃尔特·劳德满足了。这位律师之子曾经登上过泰坦尼克号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他找到并采访了超过60位幸存者，写出了一本名为《需要铭记的一夜》（ A Night to Remember）的书，这是一本节制、简洁的杰作，他用纪实风格的叙述抓住了沉船事件的所有戏剧性。当这本书在1955年面世之后，马上获得了成功——在11月12日进入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从那时开始便从未停止过印刷。一个评论者这样写道，“对于泰坦尼克号谜案的重塑有着两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一个理所当然是1912年，另一个则是1955年。”

在这本书出版以后，劳德几乎成为生还者们倾诉自己的记忆和恐惧的主要渠道。而将他的书搬上荧幕的需求也同样迫切。首先，由本书改编的电视剧在1956年3月播出，吸引了2800万观众的关注。之后，一部预算成本庞大的英国电影也开始制作，预定在1958年上映。买下书本版权的是威廉·麦克奎迪，一个出生在爱尔兰的电影制作人，像劳德一样，他也从小就对泰坦尼克号着迷。他就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甚至记得大约20匹马组成的马队拉着泰坦尼克号硕大的船锚经过贝尔法斯特的鹅卵石街道的情景。

麦克奎迪选择罗伊·贝克作为导演，埃里克·安布勒作为编剧，劳德也被邀请作为项目顾问加盟。麦克奎迪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一种像纪录片那样的真实效果。艺术指导亚历克斯·威特钦斯基用对细节格外敏锐的眼光重新造了一艘泰坦尼克号。完全根据原船图纸建造的这艘模型，船体中部包括两个通道和四艘救生艇都被复制，花掉了近4000吨的钢材。这一建造工程在一个水泥平台上完成，平台要足够坚固可以承受船体的重量以及上百名乘客在片尾涌向船尾部造成的冲击。

在电影《需要铭记的一夜》（A Night to Remember，又译《冰海沉船》）上映之后的几年里，泰坦尼克号造成的热潮看上去似乎已经消退了，除了在1963年成立的美国泰坦尼克历史学会，只是在当时学会的规模并不大，到了1973年9月，学会举行了自己的十周年庆典，当时成员达到了250人。

残骸引发的第三波热潮

许多人认为，50年后，泰坦尼克号以及围绕着这艘船产生的众多故事终于可以归于平静。但是在1985年9月1日的早晨，来自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航海家、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和法国探险家让-路易·米歇尔一起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它停在离海平面2.5英里的深处，离纽芬兰的Mistaken Point370英里。“泰坦尼克号位于13000英尺深的水中，就像一座坡度平缓的高山那样俯瞰着前方的一个小峡谷，”巴拉德在回到美国后透露，“船头朝北，船体的底部支撑整座船，看上去似乎是烟囱的部分直指向上。这是一个安静和平的地方——非常适合作为这艘历经史上最大海难的船只的最后栖息地。希望那里能够永远保持这个样子。希望上帝保佑这些终于被找到的遗骸的人的灵魂。”

几乎立刻，世界又陷入一波泰坦尼克热潮之中，而且这一轮热潮比之前的更加疯狂。甚至有超自然的力量出现在相关的图片和电影中，就好比有一个摄影师第一次拍到了一张鬼的照片。

在巴拉德发现残骸几年后，富翁们可以支付数千美元，被送到泰坦尼克的沉船地点，亲眼目睹这一残骸，这一经历几乎就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中一样。记者小威廉·巴克利是第一个随着法国和美国的探索队近距离见证船舶的人。“我们缓慢下降到就像是黄白色的沙滩的所在，那里点缀着黑色岩石样的东西，”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是曾经船上用的煤。在这个区域，我们调查的船头和船尾之间半英里区域里，就有10万块煤。在我的左边是一只某人遗留下的鞋子，左脚的鞋子，我的判断是，由某种形式的麂皮制成的鞋。然后，就在我的右侧几英尺，是一个雪白色的茶杯。只放在那里……在沙子上。这一个纯粹的、整洁的画面让我想到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

在之后的几年里，有6000件文物被从残骸中打捞起来，送到一个位于法国的专门的实验室里，随后也在那里进行展览。第一场展览是在1994年在伦敦国家航海博物馆举行的，观者如云。展品包括一个银质的怀表，指针停在2点28分，这正是泰坦尼克号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的时间；装着香水的香水瓶，它的主人是曼彻斯特的一个香水商，也是海难的幸存者，如果他发现这些橘子味香水和薰衣草香水在几乎100年后仍然能够被闻出来，一定会十分震惊。这些日常生活的物件让这艘船和船上乘客的生活重生。

米尔维娜·迪恩在3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因为是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之一而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当时，她与母亲乔治特·伊娃和她的哥哥一起从出事地点乘坐Adriatic号返回英格兰。船上的乘客对这个幸存的小宝宝十分好奇，想要和她合影的人们排起了长队。在回到英国之后，米尔维娜的生活重归平静。直到巴拉德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诚实地说，没有人知道我和泰坦尼克，没有人对我们有兴趣，所以我也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她说，“但后来他们发现了沉船，在他们发现了沉船以后，他们也发现了我。”

紧接着在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的大片《泰坦尼克号》上映，该片由凯特·温斯莱特和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来自不同背景的两名恋人，他们在这艘难逃一劫的船上相识。到了晚年的时候，米尔维娜再次出名，“电话全天都响个不停，”她告诉我，“我想，我跟英格兰的每个电台都说过话。每个人都采访我。那时我希望自己从没上过泰坦尼克号，这真是无法承受啊。”

当然，米尔维娜对这次灾难没什么记忆，那时她年仅9岁，但这并不影响她被粉丝或大众媒体竞相追逐。作为泰坦尼克号最后一名幸存者，米尔维娜·迪恩代表了每一位幸存者。她成为面对逆境的勇气、尊严、力量、坚韧的象征。公众对她投入了很多感情和幻想。在他们的眼中，她的一部分是米尔维娜·迪恩，一部分是露丝·德维特·巴克特这一卡梅隆影片中的虚构女主角。电影中露丝的老年时期由格洛丽亚·斯图尔特扮演。

“你准备好重返泰坦尼克号了吗？”片中，比尔·帕克斯顿扮演的寻宝人布洛克·洛维特问露丝，“你会与我们分享吗？”露丝站起身来，面前是洛维特的船只上的监控器，她的手伸向发自海底的船只残骸的模糊图像。露丝伤心不已，哭了起来。“已经84年了，我仿佛又闻得到油漆的味道了，”她说，“ 船上的瓷器都是新的，床单也没人用过。泰坦尼克号被誉为梦之船。它绝对名副其实。”

与露丝一样，米尔维娜也经常被人要求重复那晚的故事，但是她的叙述都是间接听来的，根据母亲告诉她的以及报纸杂志上的片段拼凑而来。“我自己真的知道的，就是我的父母在船上，”她告诉我，“我们要移居到堪萨斯的威奇托，我父亲想在那里开一个烟草店。那一晚我们都在床上。我的父亲听到巨响，他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他回来时就说，‘让孩子起床，赶快跑到甲板上。’”我想，因为我们在三等舱，这救了我们一命。但很多人认为这船是永不沉没的。因为我太小了，抓不紧，就被放进袋子里。我们被卡帕提亚号救了，将我们带到纽约。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周然后来到英国。我的母亲从未提及这件事，在我8岁之前都不知道泰坦尼克号的事。她也再婚了。从那时起，可以说，泰坦尼克号就再也没有被提到了。”

泰坦尼克号成了米尔维娜的梦想之船，一艘将她带往超现实旅程的船只。她不仅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明星，她也欣然承认，自己成了一个“活着的历史”。“对很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代表了泰坦尼克号。”她说。

在病了一段时间后，米尔维娜于2009年5月31日去世，享年97岁。她也是泰坦尼克号最后一位幸存者。

泰坦尼克号悲剧发生的几周后，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写下了《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in》，这是首描绘气势磅礴的冰山与雄伟壮观的船只“结合”的著名诗歌。这首诗初次发表于1912年6月的《两周评论》上，讲述了一种自然现象与一个机器时代象征的亲密联姻，诗中，“冰之形状”与“智慧轮船”的婚姻被称为“圆满”，这是“震撼了两个半球的”的怪诞结合。直到沉没百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到这沉没的余震，因为这“八月事件”的“孪生儿”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让人着迷和困惑。    

确实，灾难总是被赋予太多神秘色彩，有人说，泰坦尼克号被认为是继“上帝”和“可口可乐”之外，，世界上为人所熟知的词语。它几乎成为了一个不断重演的事件、永无止境的循环。

（原文刊登于《Smithsonian》杂志2012年3月号，蔡晓玮、马毅达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