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工业革命开始，全世界人们的节奏变快。而中国比西方更为突出，因为中国要在较短时间内走很多路。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这六七十年里，有各种各样的“快”。一开始“快”得有点慌不择路，比如我们的“大跃进”。改革开放以后，找到了一条能真正地缩短与西方距离的路，这30年可以说是“快”得有成果。

但是，速度的背后掩藏着很多问题，包括教育领域。比如说这几十年发展大型的大学，就像把巡逻快艇绑到一起想变成航空母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慢工”。像教育这样的活动，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我们要教育出什么样的人跟教育制度本身处在相互作用的关系。教育，不可能有脱离了教育方法之外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慢慢地使教育形成自己的传统，逐渐形成教育方法。古代的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视教育的国家，包括老百姓的观念和习惯，都是以教育为先。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在“赶路”，我们很难允许等待传统慢慢成熟。如此一来，我们更多的是用行政管理教育，由长官意志来决定应该如何办教育。而不是由我们一代一代的教育家，慢慢形成一个教育制度。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指标化管理。当然从行政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当其无法判断教师好坏时，只能凭借教龄、发表文章、教学成果、取得的经费等等来衡量。甚至把更多的力量用来办项目，而不是教育学生。因为这跟考核制度有关，大家会去迎合这种考核制度也不足为奇。当然，教育学生的品质是最难量化的。可以计算教过多少学生，但是教得好不好无法用数字来告知，即使能用数字来衡量，也得等20年后。所以也无法考核。

以上情况众所周知，并且很多人在为之努力。但是这不是技术性的方法所能挽救的，而是需要一场革命性的改革。首先，教育不能行政主导，也就是说缩小教育方面的行政力量，放出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权给基层教育部门。比如说给大学、中学，包括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评价的多样化，并不是所有拨款都由教育部来决定。让教育逐渐形成一个传统自我生长的机制。自我生长包涵着不同的办学模式，互相之间的竞争。大家可以用不同观念实现目标。这些不同观念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比如说在一个大都市办一个中学和在一个农村里办一个中学不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课本，同样的制度。不同的观念也可以适用于不同的教育类目，如美术教育，如果一个画家想成为博士，他并不需要和其他科目的博士一样写10万字的论文，他的想法可能都画在画面里了。不同地区，不同行当，千差万别，只有贴近底层教育的那些人才知道怎么办才是最好的。说是不同模式，并不是僵死的模式，执行不同的模式的过程是一个网状的互相学习的过程。

虽然如此，不可否定这些年我们也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学生。因为仍然有很多很多自发的良好力量。有大量的年轻人无论你怎么教他都能出来；也有一大批教师，不管给他何种制度，他都能倾心尽力地去教学生；也有很多的教育行政官员，一方面要应付种种条条框框，一方面他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护学生的学习热情，保护教师的教学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