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一词在德文中的原意为“大量光线反击社会环境所造成的阴暗”，更多的是指人类走出自我束缚的蒙昧状态。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欧洲为什么又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通过这一展览，观众们可以确信的是，启蒙运动的一大贡献就是将艺术解放出来，成为公众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在启蒙时期开始走向公众，进而成为开启民智不可或缺的文化场所。而博物馆也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产物，作为承载和传播历史和艺术的重要载体至今。

现在成长于城市的学童，周末业余生活的一个节目很可能是被父母或者老师带着去博物馆参观。当这一获得文化知识的途径已经成为习惯之后，人们却很难去多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博物馆？我们能从博物馆参观中得到什么？

起初，艺术是王公贵族神职人员的特权。能看到君王的收藏总是特别令人神往，因为君王收藏品的价值是有保证的。收藏文物或者艺术品，意味着权势地位金钱。别说普通民众可以参观欣赏，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极小圈子的奢侈享受。后来，欧洲各国出现主管艺术的学会，这个圈子有所扩大，但仍旧归属上流社会的娱乐。我们如今看到很多艺术家都终身被名门望族“包养”，也是因为艺术一直没有在各阶级间流通。

而在启蒙运动中，这一切改变了。1737年，在法国卢浮宫沙龙厅举办了第一次大型的展览，展出绘画作品几百幅。而作为艺术主管机构的学会，其影响受到了削弱，因为在沙龙中也允许非学会艺术家的作品展出，不再一家独大。到了该世纪末，此类展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一万幅作品。而且在评判所呈递作品的质量上，已经不再是由学院派依旧其传统的规范的准则来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公众的认可。简单来说，就是有没有人愿意花钱买单。除此之外，艺术展览组织机构是在艺术杂志上建立起来的。由此产生了艺术批评，产生了公众评价，产生一种公开的艺术讨论，甚至产生了“美学”这一学科。

这对老百姓的世俗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显而易见，宫廷和教堂在引领公众舆论上的领导力削弱，因为公众社会感兴趣的话题是历史神学宗教之外的东西，更多烟火红尘接地气的生活。那些肖像风景画越来越受到追捧，如果一个农场主愿意花钱，他可以雇一个画家为他全家留下肖像，以前只有贵族才有此享受。除此之外，大幅面的作品式微，因为在市民的起居室内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来放置作品。

有了博物馆，有了画廊，有了经纪人，新时期艺术流通初具规模。18世纪时期人们对艺术的研究逐渐上升为一种追求教育理想的行为。与此相应的，人们逐渐开始收藏艺术品或者了解和艺术有关的事情。随后艺术家要求开放画廊，以便可以向古代大师的画作学习。终于有一天，艺术家通过沙龙这一艺术场所赢得了全新的关注，并期望重新定位其社会角色：他们对于单独贵族客户的依赖性降低了，他们必须与更难把握的市场和更大的观众群体妥协。

人只有通过教育和知识才能实现自身发展。作为教育机构的博物馆，目的是培养个人鉴定艺术的能力。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是可视的艺术史。求知欲高的人能高兴地看到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作品，不光是愉悦性和完美性，而是丰富的对比性。通过对其进行观察和比较，他们可以成为艺术的行家。寻常人家的孩子，可以轻松与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品亲密接触，感受到美。在这个过程，他从无到有，从感性接触到理性认识，这一构建历史现场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就是“启蒙”。对此，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Dr. Michael Schaefer) 解释说：“对我来说，‘启蒙’从来不是一个状态，而是过程。就个体而言，启蒙意味着由别人主宰的状态向自主的，仅追随自己理性的社会角色的跨越。启蒙运动是欧洲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启蒙的进程是永无止境的，这正是其本质所在。‘启蒙的艺术’这一展览以及其附加的系列论坛‘启蒙之对话’已清楚地表明，没有谁可以垄断对启蒙一词的定义。早在18世纪，德中两国已经产生过相互促进，欧洲的启蒙运动也是欧洲人研究其他文化和思想界的产物。然而，有一些普遍、永恒、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价值，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都应该受到捍卫。我们可以就存在分歧的问题展开公开的对话，以此促进‘全球化的启蒙运动’。‘真正的启蒙’不是教育、艺术和环保一类的内容性问题，而对我而言个人的践行，在此方面承担责任才是启蒙的真正产物。如今，开明的行为可能恰好表现在我们对自然环境承担起责任，但我不想把启蒙的概念仅限于这一个领域。”